中国《青年时讯》日前刊登文章称：都市白领的自杀倾向以及自杀率有提高的趋势，一位专家在接受时讯采访时说：“是时候关心他们了！”许多人认为都市白领有体面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工作中所接触的人也都是有层次的，他们有房有车生活水准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很多，还会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张艳萍医生认为：“自杀与贫富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个人的原因。发达国家自杀的比例也不低，不能说贫富造成的。自杀与个人对待压力和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关。而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跟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归”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
根据时讯记者对大量有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的“海归”的了解，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有难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稳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过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休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公司电话追上来；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以后，发现国内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大大高于国外，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社会评论家何东先生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说：“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算是成功人士吧。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着陆。”
“跟他们不能聊多了，稍微往深里一聊，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身份越主流，心态越边缘。到处是机会，干吧，只要你还有心气，就一直干，最后把一个人的心态完全拖垮，心灵秩序非常糟糕。”何东说。
“我感觉我早就应该疯掉了。别人都以为我生活在阳光灿烂之中，我从国内最好的大学毕业，然后在跨国公司工作，我一路顺利提升，五年里获得公司提供的两次培训机会，一次在澳大利亚，一次在美国，现在我这个职位已经是公司的高层了，中国人获得这样的职位是很难的。可是，我必须再往前走，而且还要迈更大的步子，所以我又去学MBA，因为我不能比别人落后，落后就会被淘汰，可是我怎么能被人淘汰？我必须生活在阳光灿烂之中，我不会生活在阴影里。可是，我真的很累，觉得每天都生活在剃刀边缘，现在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都特别想就这样一下子全部结束了－－－GAME OVER！我常常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小的时候在结了冰的水面上滑冰，我滑得不好，可是我羡慕那些能够在湖中心画圈的溜冰的人，他们围成一个圈子，飞快地滑。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招手，我就加入了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快乐得像飞，可是后来越滑越快，越滑越快，我非常想停下来，可是我不会。周围看着的小伙伴还为我喝彩，说我滑得好，可是我却心里怕得很厉害。最后我一个趔趄摔出了圈子。然后我从梦中惊醒，滑冰的事是真事，发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摔破了脸，旁边的冰刀还差点开了我的脑袋，从此我再也不滑冰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几乎是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个梦，我想也许我需要看心理医生，可是我连看心理医生的时间都没有。”一位在外企工作的高级白领在接受时讯采访的时候，讲了自己的心态。他说像他这样的人绝对不止他一个，他认识一个很能干的女人，也是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职位，并且有不菲的收入和一个绝对体面的未婚夫，这个女人后来自杀了，他听说这个女人自杀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她已经邀请了我去参加她的婚礼，她死在婚礼前的一个星期。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去参加了她的葬礼，在葬礼上，她的父母拿着她的日记，寻找每一个曾经做过自己女儿下属的人，去跟他们道歉，打开日记本让他们看，请求他们原谅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们的女儿在做红颜主管的时候，为了工作，经常责骂下属，但是回到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在日记本中忏悔，她会无比悔恨地忏悔自己在白天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白领红舞鞋的故事，穿上就一直要自尊地跳到死，现在我常想她的故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幸免。”
曾经写过都市类电视连续剧《沉星档案》的何东先生，在接受时讯记者专访时说：“我通过写这部电视剧，接触到大量的都是白领，有时尚界的，有商界的，还有海归以及电视主持人，我发现那些按照成功标准不舍昼夜地努力的人，多数常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像一场宴席，他们只能一路饮鸩止渴。
“我认识一个年轻女人，一年换了8个男朋友，看她活的状态，好像她的生活里摆满了一桌子香槟酒，她只能一直喝下去。我还认识在世界知名投资公司就职的两个女高层，全是形容皎好类型，穿着打扮提的包配的丝巾全对，用时尚的尺子去量，怎么量怎么对，而且上个时尚杂志做个时尚伊人，完全够格，年龄不大，二十多岁，个人资产都有一二百万美金。可是她们活得状态就像两只机器猫，不能浪费一分钟。给她们介绍一个朋友吧，或者说有男人喜欢她们追求她们吧，她们的第一感觉不是兴奋，而是紧张－－好像人家是要抢银行。我跟她们接触，就像看两个人表演高空钢丝，表演得是不错，可是她们没有系保险绳，总让人担心万一栽下来得摔成什么样儿呀！”何东认为，我们的社会越是充满机会，就越要给人文化抚慰。中国白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高学历，这使他们面临的机会要比常人多，同时也使他们面对的生活假定性也要多，这就特别容易使他们把生活当作一个一个火圈，他们施展自己的本领从燃烧着机会的火圈中不停地钻过去，每钻过去一次，就是掌声响起来，可是这么钻着钻着，就有人把自己套死了！
何东把“白领死亡危机”的潜在根源归结为一些肤浅不负责任的时尚杂志以及相关的“成功”书籍－－－比如《谁动了我的奶酪》。他说：“看电视看杂志，经常会有人以时尚的名义告诉你应该怎么生活，批评你吃的不时尚了，穿得不时尚了，然后给你提供一个一个最新的国际流行样板间。这就相当于把人催得飞起来，飞到半空中，告诉你还不够，你还得飞。那种遭遇白领精神危机的人，实际上是被时尚在半空中给凌迟了一遍；我遇到很多时尚类杂志的编辑，他们特别喜欢跟人家比较，而且一旦发现自己比人家差，就容易出现否定自己生活的倾向。让他们放弃时尚脚踏实地生活，相当于先被凌迟再放到沙地里磨。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生活在一个机会特别多，价值多元的社会，人最需要的是一种清醒的判断能力，能够鉴别什么是蒙人的，什么是真实的。否则，谁受得了天天站在风口，雨打风吹去的？”
一位攻读社会学的研究生对本报记者说，自己正打算把“白领死亡危机”作为答辩论文的题目来研究。她说在社会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文化震惊”，简单地说就是当两种文化急剧碰撞的时候，就像两辆迎面相撞的轿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是最危险的，而对于我们国家现状来说，白领所处的位置恰巧是“文化震惊”的最前沿，他们受到的冲撞最大，尤其是有些白领以为自己已经很国际化，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尤其是一到人家国家，发现你不把自己当外人，可是人家没把你当自己人，那种感觉如果处理不好，把握不好，就容易导致精神危机或者心理危机，说到底就是“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