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佑楣的这段话很是耐人寻味，他既否认三峡工程的政治特性，又同时承认工程建得不好是个政治问题。总之还是脱不了政治干系。其实大型工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不鲜见。埃及的阿斯旺高坝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明争暗斗的产物。黄河三门峡大坝曾经浇注了政治含量极高的混合物：既有毛泽东帝王式的 “治国治水”理念，臣属幕僚们“圣人出黄河清”的企图，也有苏联老大哥们的蛮横及对黄河泥沙的无知，还有黄万里教授经历的坎坷与沉浮，更有数十万水库移民太多的泪水与辛酸。陆佑楣说三峡工程不是政治工程，为何每每提及三峡，总忘不了念叨孙中山毛泽东，甚至拉扯上邓小平江泽民，他们不都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吗？三峡工程不是政治工程，为何李鹏对内对外都反复强调，三峡工程的建设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里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政治意味？三峡工程不是政治工程，为何陆佑楣自己不失时机地亲自表态说，三峡工程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
其实中国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有些完全与政治绝不相干的东西进了中国就被政治化了。最近也是最好的例子是 Google 被封。本来 Google 是一个搜索引擎，一项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专利技术，更简单地说，一种纯粹的网络工具。在国内遭封之前大家用它时只觉得顺手，方便，快捷。遭封后大家才意识到原来用 Google 还有个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总是令人头疼。现在不谈政治谈谈理性的问题。但理性这个辞也是十分微秒，其话题未必让人轻松一些。读完《三峡工程报》想到三峡工程之外，目前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四川紫坪铺和刚刚宣布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从投资规模和建设周期上讲，紫坪铺大坝其实都不能与三峡工程及南水北调相提并论。紫坪铺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与另一闻名中外的水利枢纽都江堰密切相关：它的建设不仅影响到都江堰的正常运作与功能，甚至可能危及这一国宝的前途与命运。南水北调引人注目毫不奇怪，超长距离且跨流域的浩大工程，天文数字般的巨额投资，错综复杂的省际区际关系以及难以预料的环境效应，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任何一个国家望而生畏。用前总理李鹏评价三峡工程的话说，中国人就是要做老外想都不敢想的事。
虽然目前尚无人象陆佑楣那样出面强调说，紫坪铺和南水北调与三峡工程一样，不是政治工程而是理性的工程，但至少官方是这样认为的。粗略比较这三个工程，不难看出它们在骨子里的息息相通及血脉上的一脉相承。
毛的阴影。三峡工程自不必说，有“水调歌头”为证。要不是李锐的雄辩和毛本人难得一次的“理性”， 200 多米高的三峡大坝早就竖在那儿了，也等不到陆佑楣们来操心。还是湖北省长张体学把主席的心思揣摩得透，不仅进言修一个小一点儿的葛洲坝，而且特意选在毛的生日那一天开工。这一做派不说可使龙心大悦也至少给文革闹剧中为权力斗争弄得心力交瘁的毛泽东些许安慰。毛不仅关心巫山神女的感觉，而且一直对南水北调耿耿于怀，总在思谋如何让他的杰作震惊世界。“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儿给北方？”是主席的未圆之梦。虽然紫坪铺具有更为浓厚的地方色彩，也许和毛泽东扯不上直接关系，但仍不失为大跃进进行曲中一段走了调的插曲。
盛世治水。当南水北调工程宣布开工前后，国内媒体反复提到这个词语，既赞颂了当今领袖们的决策英明，又顺便肯定了其治水业绩之卓越辉煌。纵观中国历史，举凡盛世皆有大兴水利之记载。最近的盛世是建国之后的大跃进，中国迁移人口最多的著名大坝如三门峡、新安江和丹江口均成就于这一非常时期。因垮坝而死人最多的板桥与西门滩也完成于这一阶段。三峡工程曾被提到议事日程，南水北调进入规划阶段，紫坪铺则是修了一小半而后毁于暴雨。所有这三项工程都夭折于彼一盛世而实现于此一盛世。为何第三代领导人都热衷于恢复毛时代未竟的事业？美籍华裔政治学教授李成 (注1) 给了一个解释，他说第三代领导人不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建党建国的丰功伟绩，他们不得不通过经济成就特别是通过象三峡大坝等类似的大型工程建设来说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并巩固他们的权力。
利益关系。大工程意味着部门或区域的利益、权力与好处。每当一个大型工程计划被批准，就意味着权力与利益在部门或区域之间的重新分配。三峡工程是一个回合，南水北调是一个新的回合。这就难怪中国的水利部是国务院各部委中最有权势也最财大气粗的一个部。恐怕也是唯一因挪用巨额水利专项资金私建豪华宾馆写字楼而导致部长易人的一个部。拥有太多的公共资源也就拥有太多的利益与权势。这就难怪水利部、长江委及黄河委都是力挺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最执着也最多情的部门。
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给水利部及其下属系统带来太多的好处。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本人就是原水电部副部长。三峡公司出手大方是有目共睹的：97年第一次长江截流仪式租用轮船，去年第二次长江截流仪式用的是飞机，反正三峡总公司有的是钱。按照总公司高层领导的说法，即便这么个花法工程也会比预算省下200亿人民币。虽然这个推论用了中国人最擅长的许多个“虚拟语气”的“如果如果”。令人特别犯糊涂的是究竟这帐是怎么算的：报上一会儿说库区治污投入多少亿，一会儿说防地质灾害多少亿，一会儿又说抢救文物追加多少亿，还有库底清理增拨款项，还有移民外迁给双倍补偿，这些投资算不算钱？怎么花的钱越多反而越能省？官方报道也承认象奉节新县城三易其址，巴东新城也是修了撤，撤了再修，有时连公路桥梁办公大楼都修好后发现地底下是大滑坡不得不忍痛舍弃而另择新址，这不都需要钱？显然这只是其中一两例子，还有好多平头百姓根本就无法知道的事儿。总之给人的感觉是好象工程当局拥有自己有铸币局或是印钞厂，何时要钱何时印。
从区域角度看，三峡工程的受益区是长江中下游而南水北调的受益者是北方省市，特别是祖国的心脏北京。心脏缺血了，自然需要增加血管输血，不论代价几何。在这两个回合中，西部大省四川几乎都没有份。南水北调西线虽然沾点儿边，但四川只是送水区，不受害就谢天谢地了。三峡工程曾经与四川息息相关，但四川一直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因为四川水电资源极其丰富并不需要三峡之电，前几年还为二滩的电卖不出去而发愁呢！而建三峡对四川几乎肯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意味着泥沙之苦，更多的洪水之害而且面对上百万人口的移民之累。这就是为何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虽然同意建三峡但他点头的是一个比现在小得多的大坝 (150米的蓄水位)。这也是为何短命的三峡省流产之后会有直辖的重庆市。与三峡工程完全脱离干系的四川心有不甘也想有所作为，因此全力以赴上紫坪铺，按《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仲伟志的说法，紫坪铺就是四川的“三峡”(注2)。
腐败温床。有工程就有腐败，大工程大腐败小工程小腐败，这是中国当前工程建设的一条定律。三峡工程紫坪铺和南水北调慨莫能外。最近的报上有一个神话，说三峡工程的投资一分钱都未被贪污，而且是权威部门的审计结果。信不信由你。也许中国大地上虽然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但所幸三峡这块真的是个免疫特区，因为三峡大坝曾被誉为“防腐大坝”足以抵挡任何贪污腐败的香风毒雾。所以三峡这块现在建的是防腐大坝，以后生产的将是清洁能源。
实在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个时间界线：是从工程开工后算起呢，还是从戴兰生携巨款外逃后算起，或是从黄发祥被枪毙后划界线。要不因贪污受贿被处决的原丰都县国土局 (另一说是城建局) 局长黄发祥肯定会大呼冤枉。挪用百万移民款搓麻将的万州移民局前出纳王素梅可有了出头之日，她不用在监牢度过漫漫的无期而有望提前出狱和家人团聚。
这一结果也相当于慈悲开怀的政府机关发了大赦令并加几颗定心丸：那些多多少少因贪三峡财沾三峡油水而心神不宁的公务员们，商人及包工头们再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这下可睡几个安稳觉了。最不济的要数高阳镇的那几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既然人家都是清清白白的没有贪污受贿，你们何苦千里迢迢上京告状，惹得一身的官司？弄得至今都有家不能回？
既然三峡大坝可以成为防腐大坝，紫坪铺也可以用来防腐，就不知南水北调怎么办。会不会在把污水由南向北输送的时候，一路送水一路腐败？也可能三线送水，三线腐败？
三峡工程究竟有多少理性？它的可行性论证有太多的黑箱操作，在大人物的强力干预下将具有综合性质的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撇在一边，完全由水利部一家大权独揽，单独操办。水利部则借“六四”整顿之余威，组织专家对某些关键问题重新论证，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按领导的意图进行大幅度修正。14个专题组各有各的假设条件，最后的综合报告要么遮掩突出的问题，要么回避其中的自相矛盾，要么有意强调有利的方面淡化不利影响。 其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三峡工程得上马且迟上不如早上。
十年之后 ，三峡工程的讨论仍然是禁区，而移民问题则处于禁区的核心。胆大些的学者只能在论文中旁敲侧击，开放点的传媒也只能以特别隐蔽或相当委婉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其深刻的怀念与不尽的忧思，这就是所谓的理性与非政治性？圣诞之后新年之前有一位法国的摄影记者来信说，他和两位中国朋友去云阳的高阳采访，刚下汽车就有警察和本地官员围上来，问他们来干什么。后来他们走到哪儿警察和官员就跟到哪儿，弄得他们既不高兴也不自在，想和本地百姓搭句话也被阻拦。最后只得怏怏地离开。按理说堂堂中国人应该不惧来自法兰西的手持相机 “一剑客”，既然三峡工程是理性并非政治性的，为何要这样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有时甚至偷偷摸摸，有什么见不得说哪兀?
紫坪铺有多少理性？为了得到日本财团的贷款还是为西部开发树一个样板工程？四川省真的要用紫坪铺与重庆市的三峡工程叫板？是不是有如水利部的官员所称，四川的领导和专家们真的要通过建紫坪铺与都江堰相互比照，以方便中外游客们抚今追昔，建立所谓历史的层次感？还是如《经济观察报》记者仲伟志所言，为了建一个短命的美其名曰现代的治水工程而毁掉一个被中外专家誉为千古绝唱的都江堰？
南水北调究竟有多少理性？王红旗先生提出了8个问题 (注3)，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据说这次水利部接受了三峡工程的教训，对南水北调既不大张旗鼓地宣传张扬，也懒得去做假装经全国人大通过的表面文章，其策略是所谓“干了再说”，以免夜长梦多。到时钱拨了，地征了，人也移了，工程轰轰烈烈地进展了，生米煮成熟饭了，能奈我何？
正象很多人私下传说的，虽然朱熔基不那么喜欢三峡工程，那又怎样？坝在一天天长高，再有魄力也不能让它停下来。然而，如果南水北调是理性的，就应该倾听不同意见，就应该通过比较分析研究然后选择最佳方案。可是魏风先生的引汉水入渭河的方案就遭到冷遇，尽管从大牌专家到负责官员都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其方案的价值。魏风方案的亮点一是大大缩短南水北调中线的输水距离，二是几乎不需要丹江口大坝加高及所引致的24万移民。似乎他的方案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他的设想的方案是通过隧道输水，几乎是一个隐蔽式工程且不能把长江水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送到北京，这不合领导与专家的胃口，不是北京人喜欢的，更不是北京的水利部所欣赏的。他们觉得魏的方案显得既小家子气又不轰轰烈烈，更不雄伟壮观。再说工程规模太小国家给的钱也随之减少，大手大脚惯了的水利部才不会买这个账。
唯上是从 (包括怀旧情结与跟紧政治形势)，唯下不顾 (包括多少移民丹江口的二次移民及工程沿线的百姓)，唯利是图 (包括集团地方个人的利益关系与贪污机会)，唯我独尊 (包括排除异己压制异议)，恐怕才是中国治水工程理性的真谛。
注1 Li, C. 2000.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China Quarterly 161, 1-40.
注2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DSP=content&ContentID=6273
注3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DSP=content&ContentID=6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