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说，如果国民党不能重建当年力争上游的精神，就有如挥霍遗产的败家子，让任何纪念仪式毫无意义，他希望国民党能将对蒋经国的思念转化为发愤图强的决心，让国民党浴火重生，不让“蒋经国时代”专美于前。
以下是马英九报告的全文：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务委员、各位先进同志：
在本党蒋故主席经国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前夕，英九能有这个机会，在此向各位报告英九与经国先生生前的互动点滴，以及亲身观察他晚年政治改革的用心，令英九感到很光荣，同时，也藉此表达英九心中对经国先生的景仰与追思之意。
英九有幸为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本党故主席服务，前后共计六年馀。比起在座的许多长期追随蒋故主席的长辈与先进同志，六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英九因职务使然，得以近身见证经国先生晚年的诸多行谊，亲眼观察并参与政治民主化与两岸关系解冻的历史场景，是英九生命中非常宝贵的历练与经验。
一、早年的渊源
经国先生早年留俄、治理赣南、整顿上海经济及来台初期协助稳定大局的事迹，英九身为晚辈，仅能自文献中得知。英九念中学时虽与经国先生同住台北市长安东路，相距仅二百公尺，但当时无缘见到经国先生。
直到民国五十七年暑假上成功岭受军训时，英九担任开训典礼学生宣誓代表，将誓词呈送当时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才得以与他面对面接触。
民国六十三年英九通过中山奖学金考试赴美留学，行前经国先生特别召见全体录取学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共进早餐，才再次与经国先生接触。但两次见面，都没有机会交谈。
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六月英九大学毕业，当时国家的经济即将起飞，经国先生此时出任行政院长，开始推动十大建设及行政革新，在硬体及软体上为台湾做到了整体的升级。
在英九服役及出国深造的十年间（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是台湾发展的关键期。这段期间，国内外的局势都异常严峻，考验一波波接踵而来，但是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断交，经济保持快速的成长，缔造举世知名的“台湾奇迹”。
十五年来多次民调显示，经国先生最受民众肯定的政绩，正是十大建设。英九认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观点来说，经国先生在历任总统中的评价最高，确实当之无愧。
二、推动政治民主化
在此同时，台湾社会也由追求经济的富裕，慢慢转而追求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发生的中坜事件（民国六十六年）及美丽岛事件（民国六十八年），正代表这股趋势的隐隐胎动。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面对来自海峡对岸的压力，经国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中华民国台湾才能得到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民国七十年代，正是经国先生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到国会改革，英九因缘际会，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工作。
民国七十年九月，英九辞去在纽约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返国，进入总统府第一局服务，第二年初开始兼任经国先生的英文秘书，自此与经国先生有较频繁的接触及互动。
民国七十三年六月，英九又奉派出任本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定期向常会报告业务，但仍继续担任英文秘书的工作，此后直到民国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经国先生逝世为止，前后共有六年多的时间。
当时经国先生身体已受糖尿病、视网膜剥离及白内障等疾病所苦，极少出远门，因此英九并未有机会随同下乡，平日虽仅作传译工作，但经国先生偶尔会在送走外宾后垂询：“英九，有没有事啊？”这时即是英九个人的“国是建言时间”，经常藉此反映舆情，报告社会脉动。
这段期间有两个关键性的议题可以展现经国先生的开明与魄力，就是解除戒严与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经国先生很早就开始思考解除戒严以及国会改革问题，并曾交代英九研究“戒严”（ mar tiallaw）的意义，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的观感。民国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经国先生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 Mrs.Katherine Graham）时，正式告知对方“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台湾的民主改革也踏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英九当天在场负责传译工作，把经国先生所说的“我们即将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终止戒严”、“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字句，逐字、逐句、精确地翻译给访客知悉。当时立即感受到犹如电流通过身体一般，我告诉我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历史”，一股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油然而生，为此心中振奋不已。
后来，英九参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草拟工作，也遇上若干质疑大幅度开放人民自由与权利是否合宜的声浪。为此，经国先生曾当面指示：“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这些指示也成为后来民主改革的基调。
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台澎地区正式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象征民主改革列车正式启动。
同年，经国先生指示推动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时，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否则我国的国会即无法代表大陆地区，而影响中华民国的法统。此种“法统在人”的观点一出，舆论为之大哗。十一月间，经国先生两次在大直七海寓所卧房召见，询问“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政府迁台当天，有没有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问题发表过任何政策宣示？”
英九当时负责“充实中央民代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曾奉召集人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及中央李秘书长锡俊先生指示研提方案，因此向经国先生报告：政府迁台前后，并未对我国政府的全国代表性作过任何声明。
经国先生听罢便作出结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了”。
经国先生这一个“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让英九当场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在台湾设置大陆代表，一方面本身毫无代表性，且不具正当性，更使我国自民国四十年以来中央民意代表因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以致未能依法定期改选的正当性，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政府将何以自圆其说，向全体国民交代？
由此也可知经国先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明智，也使得他在英九这个小幕僚心中的地位，更为崇高。当晚我走出他的卧房，望着深秋的星空，想到他病到躺在床上与我说话的景象，内心交织着深刻的敬佩与强烈的不忍。
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国大抗议事件一周之后的民国七十七年元旦，政府正式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报禁，不再限张、限地及限登记。一月十二日下午，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召集的充实中央民代机构专案小组举行会议，通过英九负责草拟的改革草案，英九原本计划翌日晋见经国先生报告，但第二天上午中常会经国先生并未出席主持，当天下午一时许，他竟因大量吐血而撒手人寰，不及亲耳听到这个好消息。
直到一月廿七日改革方案经常会通过实施，英九才带着方案赴头寮经国先生灵前含泪向他报告，当场泣不成声。一日之差，令英九至今仍唏嘘不已。英九至今仍经常在想，经国先生在国大抗议事件十八天后辞世，是否因心情恶化而加剧病情？如果当年能及早完成国会改革方案，或许能化解反对人士的抗争。每思及经国先生后半生全心奉献给台湾，却在辞世之前受此委屈，英九实感锥心之痛。
三、两岸关系解冻
经国先生晚年另一项为人称道的政策，就是体现人道主义的大陆政策开放措施。
两岸阻隔近四十年，许多来台三、四十年的民众（尤其是老兵）思乡心切，却受限于政治因素而不能成行。随着冷战落幕，大陆方面改革开放基调确定，国际局势开始转变，新的契机逐渐浮现。民国七十六年三月间，在一次外宾晋见经国先生之后，他照例问英九有没有事。当时国民党籍立委赵少康、洪昭男在立法院质询时，建议政府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台北街头也有老兵身穿上书“想家”的长衫游街请愿。
当天我便向经国先生率直反映此事，没想到经国先生早已注意及此，立即指示我向张副秘书长祖诒先生报告，张副秘书长告诉我经国先生已有指示：基于人道精神，政府应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英九乃奉示草拟开放方案，在六月四日陈报，当时为了保密，特别为这个方案取了个颇有“学问”的名字，我个人想起《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中的历史典故：郑庄公为颖考叔的至孝感动，采纳其巧思与失和的母亲姜氏在隧道中重逢团聚的亲情故事，因而给该方案取名代号“颖考专案”。
这个方案经过李副总统登辉先生主持的专案小组多次讨论，五个月后，政府在十一月二日正式开放大陆探亲，从此打开两岸善意交流的大门，也决定了大陆政策“以维护台湾同胞权益为优先”的指导原则。
美国总统甘乃迪在一九六一年发表就职演说时有一句名言：“我们决不可因为恐惧而谈判，但是我们也绝不恐惧谈判” (Let'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此语虽然脍炙人口，但是证诸古往今来，能够真正做
到的政治领袖并不多，经国先生是少数之一。
经国先生在民国六十七年中美断交时，面对大陆强势的孤立促谈政策，曾经断然宣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被迫采取守势的情形下，成功地维系了国内的安定与团结。
但是，经国先生对台湾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在与共产制度公开竞争时，绝对可以获得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