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一到镇原就夺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权。原县委领导基本上被打倒。在基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工作组规定县机关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生50张,检举揭发,内容不得重复,于是,造谣诬蔑成了解脱自己的唯一办法。
九月中旬,工作组宣布运动进入"红色台风"阶段,宣布挖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从此运动从批判斗争转入大规模的逮捕,工作组如同有权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一次,工作组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食吃,要求供应回销粮,工作组在记下反映问题的人的姓名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逮捕48人。有一个人和名单上的某人名字相同,在念到此人的名字时他先站了起来,结果被捕后死于狱中。一次,在马渠乡一天就抓了200多人,用麻绳串起来往县上拉。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工作组的回报后说:"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省委从临近的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全部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分三批逮捕了县社干部169人。此案一共逮捕判刑1503人,333人死于狱中,受到批斗的3000多人。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政治迫害,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发生于五十年代的地方性文革。从揪斗原领导人、帖大字报、发动群众斗领导和群众斗群众、派工作组夺权到后期实行变相军管以及动用专政工具来进行镇压,涉及面从党政机关开始发展到全体群众,整个案件和文革从打倒刘少奇到一打三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过程非常相似。
发生于五十年代的镇原案件,其整个过程和七、八年后全国规模的文革在一些基本方面是如此相似,这决不是巧合。联系中共历史上自三十年代起就层出不穷的自己人迫害自己人的惨案,人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共是一个骨子里有着强烈的迫害欲的政治组织,这种欲望强烈到了它能在自己内部一再地、定期地想象和捏造出敌人来满足自己的迫害欲的程度。文革就是这种迫害欲的打发作。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是为满足其迫害欲而寻求牺牲品的借口。我们今天不禁要问:这个党的核心成员中,到底有多少人是象镇原案件的炮制者那样的迫害狂,有多少人又是在这个组织的改造和逼迫下被唤起了人内心深处最阴暗的欲望,也变成了迫害狂?中国人今天的道德堕落,人性沦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个政党长期执政所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