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初步觉醒
三、“文革”后的艰难跋涉
四、“六四”后我的理论反思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没有什么积极的贡献，深以为愧。但是作为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历程却是艰难曲折且颇具代表性的。认真总结这一历程，或许尚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有一点参考价值。
一、大环境培养起来的现代蒙昧
我生长在天津。天津解放那年，我小学毕业。虽然年岁小，但有很强的正义感，再加上受到四叔（当时在北洋大学上学，是地下党员）和一位教师（亦为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感受到旧中国的黑暗和百姓的贫困，对于肩负着民族解放重任和代表着人民希望的共产党充满敬佩，对共产党所主张的未来理想充满憧憬。解放后，共产党干部的清廉务实，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的发展，都使我们这一代青年热血沸腾，一心向党，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要跟着共产党，就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幸福、富强的新中国，就能实现崇高的人类理想。我们这一代青年几乎都成了理想主义者。正是这样的观念和情感，成为我们接受政治宣传的精神基础。
对政治的关心，对文科与理科的全面爱好，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我考大学时选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它的课程中有许多理科的课）。但1955年入学后系里就宣布本系的培养目标是马列主义的宣传员。这时我们对学习马列主义并无意见，但对“宣传员”则很不满足，觉得光让我们宣传太贬低我们了，我们可以研究，也可以发展，何况我们都是中学的佼佼者呢！不过，尽管心存疑惑，仍然带着对马列主义的无限崇敬认真地读书。从55年下半年到56年扎扎实实地读了一年多书，当然主要是马列主义的书，而且大部份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
1957年5月份，北大开始热闹起来。大批青年学生抱着帮助党整风的热情，天真地“畅所欲言”，开座谈会，出黑板报，贴大字报，甚至在校园里演讲，从学校工作一直到政治制度，几乎无所不谈。当时我也是一个积极活动者，除了贴大字报、出黑板报之外，还与几位同学（刘滨、叶朗、冒从虎、赵修义、弓肇祥、郁慕镛等）办了一份油印小报，起名《五月》，在上面登了许多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都还是比较爱独立思考，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或者说想发展马列主义的。在当时的形势下都很兴奋，尤其是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更使我们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于是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之中。
没想到6月份形势就起了根本性变化。我们帮助党整风的言行都成了反党罪状，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围剿，个别攻心，一定要我们交出“反党黑心”。我一个从中学升上来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异常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错在何处，为什么热爱党的动机会产生反党的后果。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只有接受组织对自已的分析：虽然长在红旗下，但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再加上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竟想发展马列主义！），完全弄错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领袖的关系，如不悬崖勒马，将会变成背叛无产阶级的野心家。当时真是痛心疾首，决心痛改前非。最后我们都受到不同的处份，但没被划成右派（据说是因为班上划的右派已经够数，校党委付书记冯定审查了《五月》，将之定为“中右”。为此，班上的党支部曾与系里党总支大吵了一顿，他们要将我们定为右派）。
从此以后，我们只有“夹着尾巴”做人了。尽管时不时地还会冒出与党不协调的声音，比如1958年到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就曾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公社吃饭不要钱，没有那么厚的底子等等，但都是以检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真心诚意地希望大家帮助。总之，在不断进行的运动中，自己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凡是自己想的与上面说的不一致，就要检查自己，从世界观上找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就是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变软的。我们青年学生当时不仅没有政治斗争经验，而且知识准备不足，在甚至还不清楚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情况下，就被灌输“驯服工具论”，因而分辩是非的能力甚差。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于党的同时，在理论上则完全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我对马克思的信服并不完全是盲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巨大的逻辑力量征服了我，使我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深信不疑。在并不真正了解世界上其他理论（尽管也开设西方哲学课，但是名之为“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只作断章取义的介绍与批判）的情况下，当然只能产生“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结论。至于毛泽东，更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而提高了其理论的征服力。
这样，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培养了我们在政治和理论上的现代蒙昧，不仅不再想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是多么大的野心啊！），而且要时时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刻苦改造，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绝对真理，当作镜子，用之批判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虽然马克思说过要怀疑一切，但他是伟人，他尽可怀疑，他的怀疑就是创造；我们不行，我们只能学习、领会、解释（还要十分小心，千万别解释错了），只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不仅如此，这种现代蒙昧还表现在思维方式上。由马列主义哲学所引申出来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把复杂的事物一概都分成对立的两极，真理与谬误、善与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等等；其中一方是好的、对的、要发展的，而另一方则是坏的、错的、要灭亡的。这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利于当权者。一旦它使人民相信它是进步的，它就不仅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了根基，从而得到人民的“充份”信任。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初步觉醒
这种现象一直继续着，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开始有了初步的觉醒。“文革”开始时我已经被调到河北大学哲学系工作了。1966年5月，当我看到“第一张马列主义主义大字报”时，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因为大字报作者中有我三个同学，觉得他们跟上了时代。但是，很快我就被揪出来了。原因是：1，我是校、系走资派的黑干将；2，漏网右派；3，邓拓的孝子贤孙（我给学生介绍过《燕山夜话》）。我莫明其妙地给关进“牛棚”，过去对我很好的教师和学生现在都横眉冷对，我又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这些年我那么注意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走，刻苦钻研马列主义，难道还不能容我么？我怎么又成了黑帮？即使我没彻底改造好，也得承认我还是努力的，怎么就一棍子打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检查也就不可能写得“深刻”。结果是在牛棚里呆得时间最长。后来打派仗，从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搜出会议记录，上面有这样的话：“牛鬼蛇神中最不老实的就是雷永生”。在河北大学北院批斗我的大会上，我被打得全身是伤，半边脸被踢成紫黑色。我跪在台上听人们揭发批判，心中却一直想着：“这些净是不实之词，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牛棚”中我慢慢地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来学校党委并非被渲染的那么神圣，而是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我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群众也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物。“文革”一开始，老奸巨滑的党委书记就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把副书记和副校长抛了出去，说他们不仅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且还坚决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他蒙骗群众，成为一派群众组织的黑手；而另一派群众组织则反党委书记而保副书记和副校长。过去所谓的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党的干部一心为公的神话一下子完全破灭了。共产党多年来所建立的威信（一半靠自身奋斗，一半靠蒙骗）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不过，在我的心中，毛泽东的政治偶像和理论偶像的破灭还是在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才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在实践上宣布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最后背叛了他，至少说明他没看淮人，这正表明他也是一个凡人。而且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诱导人性之恶，破坏经济，摧毁文化，毁灭道德，却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这样实现共产主义，那我宁可不要这种共产主义。当时我虽然对“文革”产生怀疑，但对马克思的学说仍坚信不疑。
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后，我就把所有自己能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次读书的最大收获是得出一个有理论根据的结论：毛泽东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生产力的极高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及人们的世界性的交往。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而试图强行实现共产主义的话，最后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随之而来的则是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以及旧社会一切污浊的东西死灰复燃。“文革”的现实正好应了马克思的预见。这样，毛泽东这位所谓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偶像在我心中彻底崩塌了。这可视为我的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这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是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论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用马克思来影射毛泽东，让人们知道伟人也是人，谁都不是天生的圣人。
但是，我这时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衡量是否真理的唯一尺度，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的，其他的理论都应批判地对待。所以这时的思想解放只能是极其有限的。尽管如此，我却有一个极其宝贵的收获，即恢复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在内心里打破了“自已永远错误”的自卑心理，觉得我还能看清不少问题。思想上一旦去掉了巨大的压力，有了自信，就空前地活跃了起来。我针对“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在“马列主义原着选读”课上讲解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中国又是怎么做的，等等。这一下又招来了围攻，一个班主任（也是我的学生）甚至动员工农兵学员给我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准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