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维茵，他是北京第一所民办中学的投资者和创办人，一个奉行“教育救国”的热忱老人，在民办中学发展壮大后，他反而因一些微妙的原因，被迫出局。由此，一些法律上尚无法解答的问题显现出来：民办教育兴办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民办教育要发展，能否只靠教育者的一腔热情和无私付出？
贾维茵租住的旧楼房间窗户外，正对着一所中学的操场。操场是塑胶铺就的，很多孩子在上面欢快地跑动。贾维茵时常望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呆呆地出神。
贾维茵，北京第一所民办中学－－－北京私立正则中学的创办者，今年已84岁。4年前，一纸文件，正则中学被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接管，身为学校的投资者和举办者，贾维茵被迫出局，完全失去了对学校事务的管理权。4年下来，尽管不断申诉要夺回自己的办学权利，所写下的材料足有半米多高，但他的上访没有任何结果。
办教育，说起来多么神圣的事情，谁能想象竟办出了这样的结果？
北京第一所民办中学
说贾维茵是北京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并不为过。这位毕生以教育为业的老人，是南开中学（1949年前中国最著名的私营中学之一）1936届毕业生，受南开创办人张伯苓先生影响，私人兴资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一直是贾维茵的人生理想。
1984年，贾维茵被一件事震动了：一个学生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而这个学生却只想做小买卖赚钱，对此痛心不已的贾维茵又动起了个人办学的念头。当年，他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终于开办成功，正则，是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
完全没想要赚钱的贾维茵，成功地把这个补习学校操持了8年之久，其间，一个愿望一直隐藏着：把补习学校办成私立中学。这个热忱的“教育救国论”者坚持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教育完全由政府负担并不现实，只有人人投入，才能做好。
1992年，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中，他的办学夙愿终于得以实现。由于贾维茵办学已颇有声望，北京市有关方面也想在教育改革中有所探索，于是市教育局找到了他，让他个人申请办学。
申请通过朝阳区教委递上去，很快就得到批准：贾维茵自己出资20万元，租借了枣营中学的部分校舍，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优秀退休教师，终于办成了北京第一所私立中学。
在贾维茵的主持下，正则中学发展得很顺利，虽然是民办学校，“除了收费比公立学校贵一点之外，当时并没受到任何歧视”。到1998年底时，在运行了6年后，正则中学“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万”。回忆这段日子，贾维茵充满了理想得以实现的成就感。
冲突：在区教委和贾维茵之间
正在这时，贾维茵遇到了麻烦。
1997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不久，北京市教委下达了贯彻《条例》的实施细则，制定了“私立学校应建立董事会”等一系列规定。
朝阳区教委和贾维茵的冲突由此开始：1998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下文，称根据以上规定，校长年龄不得超过70岁，贾维茵年龄过大（80岁），学校董事会应聘请一名符合校长任职条件的人担任校长。
作为学校的董事长和在任校长，贾维茵推荐了一位知名教师来接替他的校长职务。看起来这只是贾维茵一个人的意见，但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贾聘请的，而且因各种原因有的已经没有续聘，有的也联系不上，学校开过3次董事会，每次都只有几个人参加，最后一次由于来的董事太少，只好把董事会改成了座谈会。在贾维茵看来，学校董事会早就“名存实亡”了，学校的大小事情，一直由贾维茵决定。
就在这一点上，区教委和贾维茵产生了直接分歧。区教委认为：正则中学校董会是一直存在的，有董事会机构、章程，并随招生简章向社会发布，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贾维茵没有经过董事会研究推荐的人选，教委不能受理。
贾维茵的倔劲上来了，“我办学校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大买账，不大服管。”他以董事会已自行解散来坚持己见。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
他的个性也给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现任正则中学校长是与贾维茵共事多年的同事，也不隐瞒地表示：就在此前，贾校长对区教委看不上眼，不大服管，区教委对他也有意见。双方关系一直不太好。
学校遭“临时接管”
最后，朝阳区教委直接干预了。当年8月25日，区教委下发文件，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决定声称：区教委“连续3次下发通知，责成校董事会聘任一名符合校长任职条件的同志担任校长，而贾维茵对教委的决定至今没有执行”。
贾维茵不服“管教”之举，看来确实激怒了教委。区教委接管学校的理由是：“学校财务管理混乱；存在严重违规违纪行为；校董事会内部纠纷严重，校内外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强烈。于是区教委检查小组对正则中学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而贾维茵采取消极态度，检查的财务账本至今不取，致使整改无从谈起。鉴于正则中学对主要问题整改无效，经市教委同意，朝阳区教委决定对正则中学进行临时接管。”
该文件即日起生效，并没有给贾维茵辩驳的机会。接着，区教委派出工作组接管了学校全部工作，半年后工作组撤出，由区教委派人接任校长。
从此，对自己投资并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贾维茵失去了管理权。在此后的申诉中，他一直把这称为“掠夺”：“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权利。”不甘心的他曾把区教委告上了法庭，但最终败诉。
贾维茵的结局
现在，贾维茵一个人住在北京东北郊花家地的一套两居室里，作为被踢出局的“报酬”，房租每月1700元，由正则学校支付，每月还可以从学校领2000元生活费，所聘保姆的费用，也由学校报销，此外，还可以“享受退休教师公费医疗待遇”。这就是一位倾尽己囊并投入晚年全部心血办学的老人的真实境遇。
如今，贾维茵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由于中过风，他只能手扶墙壁一步步往前蹭。献身教育时的意气风发，只能成为照片中的记忆。他的头发银白稀疏，却纹丝不乱，叙述起自己的经历，语气铿锵而清晰。
贾维茵已没有多少存款，过去为了方便办学，贾维茵一直住在学校里，连一所老来可以遮蔽风雨的房子也没有。在学校发展兴旺的时候，学校曾写了报告要拨30万元买一所房子给他，贾维茵看了，在上面批了两行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30万后来被贾维茵买了校车接送学生用。
关于自己的际遇，贾维茵并不耿耿于怀，虽然他办的学校有不少赢利，但按国家法规，这些钱从来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国家的财产。让他无法释然的，是有关方面对他的粗暴干涉，“我从没有把学校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活着，就是要实现人生价值，但我办教育实现价值的权利，为什么会被剥夺呢？”
贾维茵的遭遇一度引来了社会的同情。在他打官司时，不少媒体做了报道，媒体的关注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谁有权力接管私立学校？民办学校兴办者的权益怎么表现，如何保护？
对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朝阳区教委一位负责社会力量办学的女士委婉地予以拒绝，对贾维茵的事情，她表示并不了解，而原区教委办公室主任（以前负责处理正则中学事务者）已经退休了。
倔强的老人还没有放弃申诉，他的想法是，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审议通过后，再次起诉。
尾声
本文接近完成时，记者特意去了一趟正则中学。出东五环以后，再驱车十多分钟，在一条只有几米宽的马路边上，高大的白杨正长得郁郁葱葱，正则中学就在这片树林后的一个宽敞院子里。
这是个宁静整洁的校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并不宽敞的学生宿舍里，每间都装了空调。因为租的地还是别人的，学校不敢也不愿意搞大规模基础建设，只把以前的一排排平房粉刷干净了事。冬日的阳光下，一个班的孩子们正在简易操场上跑步，一个高三班教室里，一个中年历史科男教师正在讲述鸦片战争。
这样的温馨一幕，几乎是贾维茵老人毕生的追求和愿望，但从离开校长岗位后，他再也没回去看过。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