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普遍丧失了。现在在学术界掌权的、挑大梁的这批人，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不像老一辈的科学家有献身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了理想，一门心思想的只是怎么打着学术的幌子为自己谋私利，出名发财。再下一代的研究者也非常实际，讲功利，可能更糟糕。你跟他们讲什么道德、良心、理想，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们会觉得你这人特虚伪，有病。大家也对学术腐败司空见惯，麻木了，觉得不搞白不搞，别人搞得，我为什么搞不得？不搞还吃亏了嘛。
第三点，缺乏舆论的监督。学术腐败的案例，即使有了定论，也很少被报道，更不要说那些还没有定论，有争议的。即使报道了，也往往替当事人隐姓埋名。我批评别人从来就是指名道姓的，只有那样才能起到舆论作用。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不叫批评，那叫骂街。对着别人的窗口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邻居知道你在骂谁，远一点的人就不知道了。同样，不点名的批评，本单位的人知道是在批评谁，其他地方的人就不知道了。那还能起到什么舆论监督作用？造假者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四点，缺乏惩罚的机制。现在有我们这个网站，总算起到了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很受关注。但是，我们揭发了这么多案例，除了研究生有受到处理的，教授这一级别以上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教授的照样当教授，当博导的照样当博导，当院士的照样当院士。我为什么说"几乎没有"呢？我在科大演讲时，用的是"都没有"。合肥工业大学的四个老教授也去听我的演讲，听得很开心。他们早就怀疑杨敬安造假。在1988年，杨敬安申请到Stanford读博士，伪造了合工大副校长的推荐信，Stanford来核实时，被发现了。这些老教授怀疑杨的论文有假，一直在向上级反映，合工大的领导将杨保下来，升了教授、博导、主任，又想升博士点首席博导，被我们揭发出来了。我在科大的演讲完了以后，合工大的老师递了张条子，说杨敬安最近受到处理，被开除党籍了。他当不成官了，也算好。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们的揭发而受到处理的唯一例子，所以说是"几乎没有"。
学术腐败当然不是中国特色。19世纪以前，科学家很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有献身精神，都有强烈的科学兴趣，对他们来说，科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所以很少出现弄虚作假的。但是到了20世纪，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成了谋生手段，没有献身精神、没有兴趣的人也来混科学这碗饭，也就难免会出现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在世界各国都有，在美国也有，在美国叫scientific misconduct。有人指责我说：你为什么只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揭露美国的学术腐败？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做。我更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腐败对中国科学的危害，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危害。而且，美国已有程序化的正规渠道来处理学术腐败问题。在PublicHealth Service（公共卫生服务部）下面有一个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科研诚实办公室），是一个专门处理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腐败问题的全国性机构，接受举报，进行调查，然后宣布结论和处理决定。今年已公布了8起，有名有姓地公布，加以处罚，一般是签一个Voluntary Exclusion Agreement（自愿排除协议），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在若干年内禁止申请国家科研基金。由于美国的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国家资助的，这样实际上就让被处罚者在几年之内都没法做科研，名声也坏掉了，很难再在学术界立足。所以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手段将作假者清除出学术界。诚实是科学家的基本道德，不诚实的人没有资格再从事科研，他们可以去干别的职业，可以去做生意，搞政治，但是请别再搞科研。
中国当然也应该建立一条正规的渠道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不能老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建立一个像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这样的政府机构呢？我觉得在目前来说还是不要。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不仅起不到打击学术腐败的作用，说不定还被用来保护学术腐败。我觉得可以考虑建一个民间的机构，比如从各个大学、研究所抽一两名德高望重的教授、研究员组成一个科学道德全国委员会，接受举报，做出结论，向有关部门建议处罚方式。我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都觉得难办。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允许有民间机构的，会被打成非法组织。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活动经费，不像在美国，可以有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有了政府的支持，又有了官场腐败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要判断抄袭比较容易，要判断造假，需要有专业知识，科学分工这么细，委员会的人不可能都懂行。我倒觉得这不是个问题。这就像是美国的陪审团，成员其实都不怎么懂法律，他们只是听控方怎么说，被告怎么说，专家证人怎么说，然后根据常识做出判断。在听了双方证词，以及专家的证词后，并不难判定作假。而且科学的问题不像法律问题，是非分明，不容易出冤假错案。
如果让国外的华人科学家来搞呢？陈晓宁事件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是否在88个签名人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内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腐败。后来想想不妥。在国外搞一个组织监督国内，容易让国内的人反感，还可能被打成反华组织。人多嘴杂，牵涉到各方利益，也不容易协调、做决定，打陈晓宁这种没有学术地位的容易有统一的意见，一牵涉到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有人就会有所顾忌。而且，彼此不熟悉，难免混进不良分子。事实上，后来证明，88人中是混进了投机分子的，即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边建超。
总之，现在看来，要在中国形成一个打击学术腐败的正规体制，还是比较遥远的事，在现在还是只能靠个人力量。所以都找我举报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举报，当然大部分都无法处理的。有人说我是学术界"王海"，对这个称呼我很反感。在国内说起王海谁都知道，在国外的就未必知道。国内假货盛行，有法律规定买到假货可以向商家索赔，买一赔二，买了十块钱的假货可以要回二十块钱。王海就专门到商店买假货索赔，以此为生，成了职业，出名了。我和王海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我的打假也不带任何赢利目的，没因此赚过一分钱，还倒贴调查经费。我也不以打假为目的。我的兴趣不在这，更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写书，写科普文章、文学作品。出来打假，纯粹是因为碰巧碰到了，忍无可忍。我打击学术腐败是去年才开始的。那时候国内的报纸纷纷上网，可以及时了解国内的动态。我比较关注国内的科技进展，发现了里面太多虚假的东西，又留意到许多留学人员回国招摇撞骗，见不到有人出来揭发，只好自己站出来，就像皇帝穿着新衣招摇过市，谁都称赞新衣真漂亮或不敢吭声，总得有人当那个小孩出来说他什么都没穿。也有人说我是"学术警察"。这我也不同意。警察代表官方，有处罚的权力。我不代表官方，也不受任何官方机构的支使，当然更没有处罚任何人的权力。我只是行使每个公民都具有的言论自由。也有人说我是"大侠"或者"少侠"。最近海南出版社把我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教授江晓原给写了序，里面就说我是少侠：
"现在，就象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
这段描写不错，有声有色，这个称呼也比较对我口味。正因为制度不健全，所以需要有人当侠客，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所以只有在古代，才有侠客，在现代社会，如果还有人想当侠客，就成了犯罪分子了。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体制不健全，像古代的江湖，所以还是需要有侠客的。等到体制健全了，侠客也就该退隐江湖了。
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现在倒是看到了一点希望。我举两个例子：
我在深圳的时候，一位科大老师老找我，说是向我请教打击学术腐败的问题，因为他要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是全国高校学术腐败问题的会议。这说明至少高校的学术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不再回避。有关注，就有解决的希望。
最近，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定了个"家规"，禁止会员再以学会的名义为厂家做广告。这是会长邹承鲁先生"退隐江湖"之前提出的，被一致通过。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核酸营养品骗局，当时有几个参与骗局的专家都打着中国生化学会的招牌，民愤太大，他们也不敢再反对，所以全票通过。厂家要收买他们，看重的是学会的招牌，如果他们不能再打学会的招牌，只有个名字，谁知道他是谁？如果其他学会也像生化学会学习，定类似的家规，甚至各大学也定类似的家规，那么参与商业骗局的学术腐败就会减少不少。当然，下一步应该是跟商业骗局针锋相对地斗争，比如通过决议，反对核酸营养品。不过要做到那一步更难，目前能做到洁身自好就不错了。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将来要回国创业，也希望能洁身自好，不要学那些腐败分子招摇撞骗，也给我们减少一点工作量。当然，有可能的话，以各种方式支持打击学术腐败，更好。不管是公开的支持，还是背后的支持，都是欢迎的。
我想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弄虚作假的，这也可能是我们涉及的最重大的一个案子。在1997年年初，国内主要媒体纷纷报道"水稻遗传信息之迷破解了"、"洪国藩解开了水稻遗传之迷"、"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洪国藩等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就在这一年，洪国藩被评上了院士。中国每年要评一次十大科技新闻，1997年名列第一条的，就是洪国藩等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1999年评建国50周年科技成果大事，1997年唯一的一条是这一条。去年评中国科技百年回顾，1997年唯一的一条也是这一条。
但是实际上早在1997年，就已经有人揭发洪国藩弄虚作假了。揭发者就是曾经在洪国藩实验室实际领导水稻基因组研究的陶全洲，他当时在美国短期进修，给科学院领导写了一封揭发信，指出这张物理图谱靠不住，在数据处理上有问题。国内一些遗传学家也同意陶全洲的看法。美国一位研究水稻基因组的专家，Cornell大学的教授Susan McCouch也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指出洪的图有严重错误。做基因组物理图要用marker（标记）进行定位。洪国藩用的marker，一部分就是从McCouch实验室要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日本要来的。这虽然是两套marker，但是因为是来自同一物种的基因组，用它们定位，应该有所重叠，McCouch实验室的结果也发现是有重叠的。但是McCouch却很惊讶地发现，在洪国藩的图谱中，这两套marker的定位却是完全分开的，因此她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洪的图实际上是拼凑出来的。
科学院搞了一个鉴定会，却认定洪的图是可靠的。当时在剑桥大学（洪曾在剑桥工作过）的韩斌和三位在剑桥的留学生给科学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一面开口头支票声称欧洲方面因为洪的成果答应与中国合作研究水稻基因组，一面攻击陶全洲的揭发破坏了国内的学术环境，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挫伤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并威胁说这种风气让留学生心寒，担心回国后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这同样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这封信起的作用不小。洪国藩当上了院士，韩斌也回国到洪国藩实验室主持水稻基因组研究。
国内吹捧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国外的却不信它。洪的有关论文先是送到一份比较好的国际刊物，被退稿，他拿到自己当编委的一份末流的刊物上发表。到现在这篇论文只被引用了8次，包括2次是他自己引用，最近刚刚被国外的一篇review（综述）引用了一次，不过是负面的引用，认为他的图靠不住。在1998年，国际上讨论联合进行水稻基因组计划时，中国方面提出以洪国藩的图谱为基础，被否决，改用日本人做的工作为基础。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上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改为日本打工，承担百分之八的工作。现在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马上就要完成了，时间也已证明洪国藩的图谱是张废图，有人给新语丝投了一篇稿，重提此事，认为洪国藩当年是为了抢成果造舆论选院士，拼凑出了一张物理图谱。我做了一番调查，向洪国藩本人发函，他没回信。给韩斌发函，他回答说这张图不是假的，只是有正常的误差。我问他误差究竟有多大，他不给我。
我们在新语丝披露了此事后，当年力保洪国藩的陈竺副院长就出来说洪国藩功不可没，他的图只是有误差。我追问误差究竟有多大，还是不给我。因为我知道陈竺和洪国藩的关系，所以我还问这究竟是陈竺本人的立场，还是代表科学院的立场？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就出来说了，洪国藩是立了大功的，这是他与陈竺商量了以后决定的，代表科学院的立场。在回答记者问时，路甬祥还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现在有一些人，吃了饭没事干，就做一些损人的事。"我这回回国才知道，这句话现在都成了路氏名言了。路院长吃饱了饭有事干，没时间做调查，只听陈竺的，那么就让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来做调查，又有何妨？
洪国藩是在上海的国家基因中心的。北京杨焕明的华大基因中心自己也在做水稻基因组，用的水稻品种和洪国藩的不一样，用的是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最近他们完成了这个基因组序列的框架图，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项工作和洪国藩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为了显示洪国藩功不可没，洪国藩还是被请去参加发布会。他在会上一言不发，会议也一直没有提到他。快结束的时候，有记者问到怎么评价洪国藩的物理图谱。陈竺回答说，他仔细读了杨焕明等人的论文，"他们共选择了经精确测序的8个基因片段与物理图谱进行对照，覆盖率超过了95％。"《人民日报》据此在10月15日发了一篇《中科院肯定我国水稻物理图谱研究》的报道。
我当时读了这篇报道，还以为他们确实是做了验证洪的物理图谱的工作的，只不过只用了8个基因片段，并不能说明问题。最近把杨焕明等人的这篇论文拿来一看，不由勃然大怒，他们是用8个基因片段以及其他的手段来验证他们的框架图的覆盖率，和洪国藩的物理图谱一点关系也没有，覆盖率超过95％的是杨焕明的框架图，而不是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即使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完全错误，也可以做这样的验证。堂堂科学院副院长，竟然在科学问题上公然撒谎，欺骗公众欺骗上级，不具有做为科学家所起码应该有的诚实态度，还怎么领导科研？科学院还有没有威信？我向科学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举报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欺骗中国公众，看他们敢不敢处理。
我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只是我们揭露的案例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揭露的案例，又只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底下的还不知道有多大。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学术腐败在中国这么猖獗，这么泛滥？我觉得有四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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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211.102.4.* 的网友 于 2002-12-24 17:17:39 发表评论
最近还出了个"爱国"的骗子，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任医师薛毅。这人写了一篇思想汇报，声称自己在国外时如何如何爱国，《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他的事迹，《解放军报》号召全军学习他。他这篇思想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他在苏黎世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修时，由于勤奋努力，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口腔微生物分子生物学"课题研究任务--跟承包工程似的，"提前两个月"。当他的导师古根汉姆教授读完他提交的6篇论文时，惊喜万分。没过几天，校方拿来一份合同，提出以年薪大约9万美元聘他担任研究员。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对古根汉姆说：我的祖国很需要我，我有我的信仰，我的所作所为不能违背我的信仰。古根汉姆特别感动，说：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但你的选择却使我更为敬重你。信仰是全人类都推崇的美德。在西方，没有信仰的人不好找工作，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没有信仰的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行尸走肉"--瞧瞧古根汉姆多么精通中文。然后古根汉姆办了个隆重的欢送仪式欢送薛毅回国，还免费送给他价值3000多美元的菌株带回国去。
我看了这篇思想汇报，就知道是编的。搞生物医学的人都知道，你要做了实验才能写论文，实验周期又比较长，两、三年都未必能出一篇论文。薛毅一年不到就完成6篇论文，那是奇迹，即使不做实验光写论文，时间都未必来得及。我到收集生物医学论文的数据库Medline查了一下，薛毅与古根汉姆（Guggenheim）共同署名的论文只有一篇，而且薛毅是第五作者，表明他的贡献微不足道，这倒比较符合像他这种短期出国进修的情况。至于他和导师之间的对话，是没有佐证的一面之词，难以查证。我在网上揭露了此事后，有一个网友却真去问古根汉姆查证去了，古根汉姆回了信：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The story told by Dr. Xue has beencreated from a sick min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truth in it. On thecontrary, Dr. Xue was a very weak collaborator. His name appears onone publication only. As Dr. Xue was not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laboratory, we did send him back to China to collect clinical samples.I believe that he did this job alrigh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is aco-author of this one paper.（谢谢您提供的消息。薛博士所讲的故事是一个有病的心理所编造的。它绝对不包含任何真实性。相反的，薛博士是一名很差劲的合作者。他的名字仅出现在一篇论文中。由于薛博士不能对本实验室有所贡献，我们将他送回中国去采集临床样本。我相信这项工作他做得还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这篇论文的合作者。）
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演讲时，提到了这件事，会后，一个听众来对我说，他也是军医，现在全军正在学习薛毅的宣传材料。也就是说，全军在学一个骗子，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我把古根汉姆的信寄给《解放军报》，现在还没有回音。《解放军报》的网站现在还放着薛毅的思想汇报让大家学习。薛毅最近还刚刚当选中华口腔医学学会理事，是最年轻的理事。
不过我想我们这么揭露了以后，薛毅即使不受惩罚，也很难再进一步往上爬了。他的这一套手法，其实是归国人员的常用套路，许多人都用过，只不过他比较倒霉，出在互联网的时代，被揪了出来。如果早几年，就可以很顺利地利用这种手段升官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也玩过这一套，而且玩得很成功，当上副院长了。我们不信看看他发表在2001年6月27日的《光明日报》（200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上的一篇思想汇报《党支持我们勇攀高峰》：
"1991年，组织上又给我提供了机会，推荐我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魏克斯曼实验室做为期3个月的访问学者，这里有着当今世界白血病分化诱导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我夫人自费随同前往。起先，对方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很快，他们就刮目相看了，请我到全院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随后，我们的实验获实质性进展，最后我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