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70年代，长在红旗下，从小极爱开始，自然也看了不少共产主义的书籍，思想上也十分的“红”，事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准绳（真的不夸张，我这个人早熟），党说什么就听什么。1989年，我如愿第一批入了团，就在这事发生了影响我一生的大事（在这之前，我一直对我的社会主义祖国充满自豪，就连86年底的学潮刚开始我都不相信）。忧国忧民的我模仿早期共产党员的样子，组织了学习小组，专门讨论民运的发展。谁料想事情发展到后来是那么令人痛心疾首的结果。之后又是91年的东欧剧变，看着不停改变的政治书，我逐渐从梦中醒了过来。大学毕业后，我因为家庭原因回到了家乡，在一家特大型国企工作。说来我也是所谓“干部子弟”，但我特烦共产党那套“关系论”，也没“找人”，于是他们就让一个大学生去倒班了。我们单位的工人素质是很高的，我跟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没事教教他们技术，更多时候我是向他们宣传民主。
国企的民主气氛是令人压抑的，甚至有一些“红色恐怖”，工人们也老老实实地听话，党团工作虽说基本不搞，但也要有政绩。我觉得团的工作很有问题，一年就只管收很多团费，团干部也俨然成了官僚，跟我领导的团工作没法比，简直是背离了我当初入团的目的。于是我按照《团章》中规定的“团员有退团的自由”，要求退团。结果是令
人惊讶的，我的所有各级领导集体给我开了个批斗会，原因并是我叛离了共产主义，而是说我影响了他们的政绩和前途。最后他们说如果我退团，全体工人都拿不到“双文明”，那是很大一笔钱。考虑到更多人的利益，我妥协了，违心地去找书记“承认错误”，摆平了这件事。
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窝囊地结束。后来团换届，我听说又一个无能之辈通过“竞聘”（请注意不是竞选，而且其投票结果光厂长书记就占了50％）当上书记，然后才到团员大会上走形势“选举”，于是决定大闹会场。那天我清楚记得他们第一次在大会上看到有人投反对票时的惊讶眼神。更令他们惊讶的是我主动站起来发言，说我要学习一下那个在苏共党代会上为了打破单一候选人的惯例而毛遂自荐跟戈尔巴乔夫竞选总书记的工程师，参加书记选举。会场一片哗然，台下坐的那些观摩的书记们可能这辈子头一次看见这种场面。当然“选举”的结果在“计票委员会”的研究下我落选了。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但有些人的反映却让我感到悲哀。有些人在背后说“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在共产党这么多年的高压统治下，人们早已麻木，对自己的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漠不关心了，反倒对起来抗争的人横眉冷对。
虽然我落选了（其实让我去当那个书记我还不干呢），但我的名声大震。我的本意也是奔着工会主席去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就象它当年评价“资本主义工会”一样是“黄色工会”（而且更贴切）。怎样为工人们争取权益？我一直想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但独立工会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只能采取夺权的方式。没想到可能是事先听说了我的
意图，我们书记根本就没通知我开会。那天书记的开场白就是“按照不成文的惯例，由书记兼任工会主席”（在他们看来工会主席没有权，没人愿意干，而且由书记兼还省了一个岗位，还体现了党对工会的领导）。我的工人师父们也乖乖地按他提供的名单投票，只有一个人还想到了我，投了我一票（回来他们都说:那天你没来，要不肯定会把票投给你）。“选举”的结果当然还是在“计票委员会”的研究下，我们书记当选。
日子过了真快，又要开16da了，我带领工人重新学习了《劳动法》和《工会法》，结果由我起草了一份《工会小组学习报告》，上面说：在学习了劳动法和工会法后，我们认为工会的最大指责维护职工权益。为了贯彻“三个代表”精神，请工会主席出面解决几个违反劳动法的问题。(他们都说在我的文章中出现了我最讨厌的三个代表很滑
稽。）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个小老头看我教育他三个代表，立刻教训我的小领导（他不敢跟我辩论，因为他讲不过我）。我这个小领导说来也是89年冲在前面的，但这么多年的社会已经把他磨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前途”），他把我训了一顿，说我是“越级汇报”。接着又有很多人来训我。我感到好像回到了1957年。
1989年后，中国确实进步了，但民主方面却大幅倒退。每当我看64录像和小说时总是热泪盈眶，但更多的人却忘记了64，一心扑在钱上，这倒无可厚非，但他们没有想到实施民主的好处。我想我还得孤独的奋斗下去，毕竟已经有更多的人觉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