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的小儿子也面临死亡，整天躺在病床上。现在，六十六岁胡紫英知道是艾滋病毒正在侵蚀儿子的骨髓，她也知道她的儿子是因为去政府医院卖血被感染。但当地没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中国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那种药物。
胡紫英知道可以把儿子送到六百英里外的北京治疗，北京有专科医院提供治疗艾滋病的西药。但那对于她来说就像上月亮一样难。检验费就超过三百美元，一个月的药费超过三百五十美元，而她作为一个种粮的农民，全家全年收入不过一百美元。“没办法”，胡紫英把脸埋在饱经风霜的双手里面说，“不可能。”
文章说，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政府承认感染艾滋病毒者至少有一百万人并可能在十年内超过一千万的时候，但除了最富者之外，没有人能负担得起跨国制药公司生产的延长生命药物。
由于问题过份严峻，政府内有些人说中国应当搁置专利和其它保护，立即生产价格便宜的改版药品。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有权这么做。它同制药公司谈判降低价格的时候，也威胁要那么做。但中国领导人在面对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必不可少措施和尊重全球贸易规则之间而痛苦。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选择。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违反药品专利。印度大规模生产西方的改版艾滋病药物，但印度没有专利法。泰国、南非和巴西自一九九六年以来艾滋病死亡率已经下降一半，它们全都威胁要违反专利法，迫使制药公司大幅度降低价格。那些国家艾滋病药都比中国容易买到。
对于中国，选择更为困难。尽管中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它仍然被列为共产党国家。那就意味着它采取行动不考虑跨国公司的利益。但中国正在把全球商业作为帮助人民脱离贫困的主要手段。它越来越多依靠外国投资。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同样希望有保护国际财产的可靠制度。
中国政府对于艾滋病蔓延也处于敏感地位：九十年代的非法采血站种下祸根，而从中牟利的当地政府官员当时把卖血作为贫穷农民致富的手段而推波助澜。为促使农民频繁卖血，那些采血站把鲜血放到一起，提取血浆之后，把其馀部份再输入卖血人的血管中，通常都没有经过检验。一个采血站只要一个人有艾滋病毒，所有卖血人都可能被感染。
非法采血站正是中国各地“艾滋病村”的根源，有些村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百分之八十。河南省已经被广泛报导“艾滋病村”，但最近通过采访政府官员、西方外交官和北京艾滋病活动人士，记者发现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更为广泛，安徽、江苏、河北、山西、青海、四川、甘肃、山东和湖南都有艾滋病蔓延问题。
虽然中国艾滋病问题并不像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么严重，但非洲的经验应当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尤其是中国。
非洲艾滋病人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艾滋病的流行是全球化问题的一部份。艾滋病通常是沿着发展走廊流行，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通过路边妓女而感染，把艾滋病毒带给配偶和家乡。
联合国的报告说，艾滋病可能成为中国的“大祸”，将中国置于“大灾难边缘”，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人类痛苦、经济损失和社会破坏”。专家说，中国和印度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艾滋病受害人口。
中国卫生部全国艾滋病中心副主任韩孟捷(音译)说，“我们不怕制药公司愤怒。我们知道正在面临危机。我们希望尽快供应最便宜的药品。”
最近几个月，中国已经注册四种西方艾滋病药品的便宜改版在国内生产，都不受专利或者正式协议保护。中国政府很快就要批准生产第五种药品--改版的Viramune，这是德国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的产品，但德国这家公司鼓励中国那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