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中国折腾够了之后，扔下烂摊子归天去了。让毛泽东﹁放心﹂的华国锋果然能﹁继承遗志﹂，用﹁两个凡是﹂压住一切异议，继续坚持毛的路线。显然，不把中国这艘破船彻底搞翻，仍然掌舵的左派是不会甘心的。
评毛才能前进
《争鸣》正是在这个历史紧急关头出世的。它用﹁争鸣﹂作为刊名，开宗明义，在﹁创刊词﹂中就针锋相对，批判了﹁把一切真理拿到自己手上﹂的﹁天才﹂，而举起﹁敢于独立思考﹂的旗帜。当时还没有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两个凡是﹂重压之下的中国，即使批判毛的爪牙四人帮，也只能引经据典，用毛的言论作为标准。这正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里翻跟斗一样，翻来翻去，还是没有翻出他的手掌心。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毛正确。而《争鸣》一出世就断然把毛甩在一边，树起独立思考的旗帜，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一九七八年五月，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了，这是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可怜的是：这次﹁思想解放﹂也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用来批判﹁两个凡是﹂的武器，还是毛泽东的语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争鸣》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的﹁社论﹂里开门见山地提出：﹁评毛才能前进﹂，其实事情早就明摆着：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阻碍着中国前进的道路，但是谁都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争鸣》做了这件事情。这篇社论理直气壮地提出用实践检验毛的言论，并且建议﹁来一个评毛运动﹂。
当然，中共当局是不敢接受这个建议的。无论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当时他是中共主席，还是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当时是中共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会之后，成为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真正去评毛，因为毛是一党专政的灵魂。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石。
后来，《争鸣》又多次倡议﹁评毛﹂，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四月率先提出﹁改建毛堂此其时矣！﹂这篇社论指出，不但要在思想上拆除毛泽东这尊神像，也要在物质上拆除毛泽东的破庙。﹁毛主席纪念堂﹂是左毒的产物，是个人崇拜的产物，要拔除迷信根子，就应拆庙。
可以想见，连天安门上的毛像都舍不得摘掉的邓小平，怎么能去拆庙呢？他不但没有这个胆量，而且也没有这种念头，因为他自己就需要这尊神像。
不过，毛泽东早晚也躲不过被迁出天安门广场的命运。那里的位置应该是民主女神的。当那一天到来时，人们会记得是《争鸣》首先公开提出这个要求的。
最早提出﹁用一化带动四化﹂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得意地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站起来的只是夺得政权的共产党，老百姓从来也不曾﹁站起来﹂，﹁人民共和国﹂徒有其名，真正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不但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条件，而且是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要搞﹁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但是不提民主化。
《争鸣》从出世到现在，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向专制独裁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斗争。当然，反独裁，要民主，是中国思想界早就发出的声音。但是，公开提出﹁民主化﹂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却是《争鸣》最先提出来的。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争鸣》社论的题目就是﹁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社论批判了专制主义，批判了﹁人民公仆不容民主﹂，最后并响亮地喊出：﹁让专制主义的破烂滚出中国吧！﹂﹁必须用一化带动四化！﹂
可惜的是，这﹁一化﹂虽然被人们千呼万唤，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大陆露面，而且越到后来离的越远了。
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摆脱毛的路线转上现代化建设的转折点。全会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既改革经济制度，也改革政治制度。这条路线如果全面贯彻，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要改革。这对于八十年来依靠垄断权力为生的中共干部来说，是一次使他们丧失特权的革命。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对三中全会路线，认为它右倾。不光四人帮和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干部反对它，而且刚刚从﹁走资派﹂帽子下解放出来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也有许多人反对它。这种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邓小平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以保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他在三中全会之后三个月，提出了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背离了他曾经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
“四项原则”提出以后，立即被反对三中全会的力量抓住，作为反对改革开放的武器。所以一九七九年春天，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反三中全会的逆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争鸣》挺身而出，发表了《反击大逆流》的社论，特别要求﹁掌权者应当理直气壮地依靠全国民主运动力量，去反击大逆流的进攻，切勿﹃船头慌鬼，船尾怕贼﹄。﹂
然而《争鸣》杂志和所有善良人们对﹁掌权者﹂的希望都落空了。因为制定三中全会路线的﹁掌权者﹂，和提出﹁四项原则﹂的邓小平，就是一个人。﹁三﹂和﹁四﹂的矛盾是邓小平本身具有的，也正是共产党具有的。毛的路线把中国和中共都送上绝路，不改不行了，这才有了三中全会路线。但这路线又是共产党制定的，它不愿失去一党专政的垄断地位，所以又必须用﹁四项原则﹂来维护自己的特权。这是中共本身的内在矛盾。矛盾双方的消长，决定了中国这二十多年反反复覆，曲曲折折的艰难路程。
鉴于﹁四项原则﹂已经成为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绊脚石，《争鸣》总编辑温辉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评﹁四个坚持﹂》，从一九八一年三月起，在《争鸣》上连载。
针对中共不容许人们对﹁四项原则﹂有任何怀疑的武断态度，温辉指出：﹁四项原则﹂本身就像﹁蒙眬诗﹂一样不确定，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还是毛泽东式的？自己都没有弄清，怎么叫人坚持？所以温辉认为，对﹁四项原则﹂，应该允许人们争论、探讨、甚至怀疑。
在《评﹁四个坚持﹂》里，作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但用历史实际批驳了这四项原则的谬误，而且用马克思主义原着来证明它站不住脚。
这篇系列长文极大地触怒了中南海，因为﹁四项原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是一党专政的命根子。在中国大陆没有人敢对它说一个﹁不﹂字，而《争鸣》主编竟然对它展开全面的批评。所以这篇长文发表后，引来中共猛烈的反扑，点名攻击《争鸣》﹁以反对﹃四个坚持﹄为主旨﹂，﹁诽谤﹃四个坚持﹄﹂，﹁混淆视听，唯恐天下不乱﹂等等。
不过这种气急败坏的反扑并没有吓倒《争鸣》，反倒帮助她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与民主力量风雨同舟
鼓吹民主，反对独裁，是贯穿《争鸣》历程的主线。这条主线随着中国政局的曲折而起伏。
中共并不统一，党内虽然没有阵线分明组织严密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但是两种倾向则经常互相冲突。最初的一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七九年初，正是三中全会前后。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社会上民主运动高涨，形成新时期第一次民主运动高潮。
这时中共内部保守势力向三中全会和民主运动发动了一次猛攻，理由是﹁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动乱﹂。当时邓小平和叶剑英是支持民运的，因此成了保守派的攻击目标。《争鸣》当即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社论对邓小平和叶剑英予以支持。社论的题目是《民主致乱还是民主止乱》，批评了害怕民主的观点，指出民主恰恰有利于安定团结。社论特别一针见血地指出，发扬民主，不合﹁官心﹂，因为如果有了民主，他们就要受人民监督，不能胡作非为了。
对于﹁官心﹂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邓小平。当邓小平和保守派合流，背叛了民主力量的时候，《争鸣》毫不含糊地予以抨击，因为她始终与民主力量风雨同舟。所以每当中国政局逆转，改革力量和民主运动遭到打击的时候，《争鸣》就挺身而出，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当局几次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时，《争鸣》必定旗帜鲜明地驳斥当局的诬陷和诽谤，抨击它对改革派人士和民运分子的野蛮迫害，为一切受害者作有力的声援。
翻阅历年的《争鸣》就会发现：从魏京生被捕遭到重判起，这本杂志一直和受害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当《苦恋》作者白桦遭围攻时，周扬和王若水因人道主义而被整肃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中共开除时，吴祖光、叶文福等作家诗人遭到打击时，《争鸣》都义正词严地对中共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中国民运和中共暴政进行空前规模大决战的时候，《争鸣》义无反顾地和民运大军走在一起。﹁六四﹂血案发生后，《争鸣》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强烈谴责﹁邓李杨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呼吁全国和全世界制止中共屠城之后的全国大搜捕，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学生领袖王丹和一切民运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的《争鸣》社论《国庆日还是国哀日？》，社论精辟地指出：﹁十‧一﹂对于中共是﹁国庆﹂，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但是对于人民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是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年代，有什么可庆？﹂
大陆大倒退时期的《争鸣》
﹁六四﹂屠城同时是一次军事政变。中共通过这次政变把合法的总书记推翻并无限期地囚禁起来，从上海选拔了一个手上沾有鲜血的江泽民进京，通过一次四中全会，把他扶上总书记的宝座。
﹁六四﹂屠杀以及这次全会意味着什么？《争鸣》八九年七月号的温辉﹁专论﹂敏锐地指出：﹁大倒退时期开始了﹂。
﹁专论﹂是这样刻划﹁江核心﹂这个新班子的：
一、对上唯唯诺诺，是官僚层中典型的庸碌之辈。
二、思想保守，忠于﹁四个坚持﹂。
三、江、李都是学运、民运、新闻自由的杀手。
﹁专论﹂一语道破邓小平的心态：他鉴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不是听话的奴才，所以抛弃了他们，而组织了一个﹁庸人常委会﹂，以加强垂帘听政，以便﹁彻底牺牲人民的裰髯杂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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