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劳改队纪事
从“土城”押往茶淀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
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
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
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
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
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
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
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
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
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
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
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
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
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咋嚓”一声被戴上了
“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
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
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
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
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
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
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
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
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
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
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
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饨待
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
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
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
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杖”），里边住着总场的政
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
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藻玖、叶盛长、
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
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
583分场、 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
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
所已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
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
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
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
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
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
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槛楼的老号，在壕沟
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
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
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
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
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俱之如临虎口
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
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
“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
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
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
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
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
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
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谨和我分在
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
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
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
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
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人过朝；教导
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
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
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
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
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谁消极混
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臼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
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
儿：有两个菜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
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
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
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
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
信它是真的，后被菜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
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
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
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
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
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
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
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
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
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
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
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已巴他说：“我
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
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
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
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
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
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
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
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
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
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
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
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
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
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
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
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
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
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
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
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
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
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
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
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
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
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
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已鸿当时在文教队改
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
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
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
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
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
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
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