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2-11-20 00:53:00作者：洪湖无泪
在王明派到各根据地去充实领导的代表中，夏曦是最早派去的一个。
夏曦自苏联回国后，恰逢共产党国际代表米夫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上台，夏曦竭力支持王明的观点，王明在1931年1月1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即派遣夏曦为中央全权代表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充实领导。拉开了湘鄂西“肃反”的血幕……
1931年3月初夏曦到达湘鄂西。27日，组成了以自己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4月15到5月初，中央分局相继召开湘鄂西特委会议，工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以及洪湖区各县的党代表和苏维埃代表会议等，积极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6月24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组成，同时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基本从组织上完成了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控制。
湘鄂西苏区党的“四大”以后，湘鄂西党内在反“右倾机会主义” 的旗号下，开始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倾向”斗争。
恰在此时，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经验及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教训传到了湘鄂西苏区，这些都使夏曦本来就紧张的“斗争神经” 更加紧张。1932年4月，以他为首的中央分局和军委主席团发出了《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明确指出，湘鄂西苏区不但到处有“反革命”，而且有庞大的“反革命派别”和“反革命团体”。从此出发，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确切地说是夏曦本人认定：反革命“加紧活动最明显的是去年省委扩大会议”及今年省“四大”上；反革命派别“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中，“有一小部分为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因此，夏曦认为必须进行“肃反”工作。为此，中央分局大造反“改组派”反“第三党”的舆论，组织上改组了省政治保卫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军事法庭，紧接着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改组派”的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集中20个团“清剿”氵刁汊湖。湘鄂西苏区天汉县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敌张锡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黑潭，但张锡侯实行缓兵之计，假意答应次日投降，杨国茂中计。结果次日清晨，敌援兵在飞机配合下向红军反扑。战斗中，红三军及时赶到并俘虏张锡侯。这件事引起中央分局尤其是夏曦的高度重视。因为近日来反对“改组派”的工作一直没有突破口，所以命令保卫局严讯张锡侯，在酷刑诱供下，张锡侯诬供与杨国茂有勾结，密谋于5月18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据此，夏曦认定杨国茂为“改组派”，不许本人申辩，即予处决。接着又轻信口供，按敌俘提供的线索继续捕人。
由于这些并没有什么证据，只能根据口供，故政治保卫局即实行逼、供、信的方针，采取诱供、逼供、指名问供和种种酷刑审讯，结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别，便以此作为定罪和继续捕人的依据。这样罗织株连，所谓的“改组派”分子多得难以令人置信。
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第一次“大肃反”或称第一次反“改组派” 斗争造成了苏区内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三人同行只能相互监视，不能也不敢说话，甚至连睡觉时都要背靠背，谁也不能理睬谁。他真正起到了革命的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通过这次“肃反”，他肃掉了许多敌人日夜切齿要杀掉的共产党人。据他自己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中指出，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杀的达千余人。
其中有万涛、周小康、张宗理、尉土筠、刘革非、彭之玉、潘家辰、孙德清、汤慕禹、柳直荀、赵奇、周荣光、段玉林等27人都是湘鄂西苏区师级以上干部，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的创建人和领导骨干。据后来回忆，夏曦还怀疑贺龙为“改组派”，只是由于贺龙威望太高而不敢下手。
由于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路线、特别是实行“左”倾宗派教条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大肃反”，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据贺龙回忆仅在洪湖区就杀了一万多人。当时杀人之多，令人瞠目，据传洪湖水乡渔民当时不敢入湖打鱼，因为，打鱼时往往捞出被沉入湖中的被“肃掉”的人的尸体，这些人都是被活着沉入水中的。
极其残酷的“大肃反”接连进行了三次，前后被杀的人有数万之多。这个结果即使是严酷的敌人都未必能做得到，但是身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做到了。在他的脑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谁反对我的意见，谁就是异己分子，谁就是“改组派”，在他的深深的潜意识里，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那么现在仍存在着以前反对过自己的人，怎么办？夏曦便又在1933年6月于麻水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其时，第三次“肃反”还未结束。
为什么夏曦这般迫不及待呢？原因就是红军中仍然存在有人带头抵制自己意见的现象，依照自己的逻辑，这种人是危险的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对之展开“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现在红三军高级将领中，段德昌已被捕杀，但还有公然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带头批评、抵制自己意见的宋盘铭在，这使夏曦如鲠在喉，仿佛是宋盘铭的存在，便对党对革命已有着生命攸关的威胁似的。
宋盘铭，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曾和夏曦一样到苏联学习，但和夏曦不同，他不属于王明教条宗派，而是反对王明教条宗派被王明称之为“工人反对派”的成员。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红三军从事政治工作，是红三军中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由于夏曦进行“肃反”的日益疯狂，便在红三军中同贺龙一起抵制夏曦的“清党”与“肃反”，在二次毛坝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和走马坪中央分局会议曾批评夏曦的意见并同大多数人一起否决了他的提议，这使夏曦认定宋盘铭是“改组派”的首领。恰在此时，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投敌，夏曦便以此为借口，逮捕了宋盘铭。
宋盘铭被捕后，坚贞不屈，曾当面同夏曦进行争论，并痛斥夏曦：“以势压人并不意味着你掌握有真理，请你记住，革命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你并不是革命的化身，我反对你的意见并不是反对党、反对革命，恰恰相反，我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党的事业。”不仅如此，宋盘铭提出要和夏曦到中央去争论。但夏曦是不给他争论的时间的。尽管贺龙认为宋盘铭一家三代是工人，本人从小参加革命，表现很好，不可能是“改组派”。因此曾趁夏曦离开麻水时，释放了宋盘铭。可是夏曦一回麻水立即又逮捕了宋盘铭，并于1933年12月29日将其处决。
在逮捕宋盘铭的同时，还逮捕了团级以上干部数十名，这些干部中，除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贺炳炎由于贺龙坚决反对，关向应说情才被放出来，而其余的均被杀。
在这次“肃反”中，夏曦依然依靠对自己亦步亦趋的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三军中政治部政务科长姜琦。姜琦负责整理“肃反”材料，指挥抓人、审讯和处决“改组派”的工作，积极推行“左”倾肃反政策。而夏曦则看到姜琦十分忠实于自己，便倚姜琦为心腹，对姜琦言听计从。只要姜琦拿出材料，他不管是怎么拿的，无所谓证据，他便批准处决。甚至在“肃反”高潮时，姜琦站在行军队列的路旁，对过往的红军战士进行相面，只要他看谁不顺眼，一个示意，身边的随从保卫局人员便立即上前，将人逮捕。因此，姜琦在红三军中被视为杀人魔王。当然，姜琦所逮捕所杀害的都是夏曦不满的人，自然其罪名也只能没有真凭实据的“莫须有”，而姜琦则因为善于揣摩夏曦的心思而受到重用和信赖。
与“大肃反”伴随而来的，是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及红三军力量的严重削弱，红三军由15000人降到9000多人。
时间已经到1934年4月，中国革命已因王明“左”倾教条宗教的统治而走向危急阶段。夏曦又迫不及待准备进行第五次“肃反”。可是，到了4月中旬，卢冬生在指挥红三军侦察连侦察敌情时，在鹤峰附近抓到一个特务，经审讯得知是同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长，负责红三军“肃反”工作的姜琦进行联络的，同时又从其身上搜出了联络信件以及应对暗号标志，这一下使卢冬生目瞪口呆，原来主持苏区“肃反”的姜琦竟是国民党特务。当卢冬生会同贺龙、关向应向夏曦汇报情况时，夏曦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如此积极执行自己“清党”与“肃反” 任务的竟是国民党特务！可是，证据是确凿的，特务本人亦供认不讳。
事实同夏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其实这是事物的固然逻辑，几乎成为夏曦推行政策的化身的姜琦本身就是敌人，可他竟然执行了夏曦这个自诩为最革命的共产党人的政策，难道这还不能说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吗？
通过这一件事，夏曦再也不能保持原来的神态了。假若有人立即抓着这一事件，按照夏曦本人处决宋盘铭的逻辑来推理，夏曦恐怕不能安坐。这仿佛是有人在他头上猛击一掌，他开始自我批评反思了。虽然他在1934年4月在给中央汇报工作时还说“改组派”“不断地恢复”，因此只好仍然不客气地查获一个杀一个。但在实际上，夏曦在事实面前已不可能再进行大张旗鼓的“肃反”了，“肃反”实际已经停止。当然对于姜琦，夏曦恼羞成怒，下令处决这个特务－－－这个使他难堪的真正的反革命特务。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公审，姜琦自知罪恶累累，在夜间图谋逃跑时被保卫人员打死。
“肃反”已经停止了，可它留下的恶果是严重的。红三军的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由原来的9000多人减到3000多人，实际上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另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并把“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实际上承认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努力遭到失败。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夏曦自入湘鄂西以来，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政治上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尽管这是初步的，它并不表明夏曦放弃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它毕竟表明，夏曦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取得了一点进步。
大村会议以后，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挺进黔东，开辟黔东根据地。从此，开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县十字路召开会议，由于出现了姜琦事件，夏曦十分害怕有人借此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对付自己。因此，夏曦的那“一夫当关”的气概几乎消失殆尽，尽管他可以用革命的名词来证实自己的信念，可在严酷的现实之下，只能用苍白无力的言辞替自己辩护。以致当中央来信批评他的错误时，他以拒不传达的态度对抗。最后，在贺龙、关向应的抗议下，才向贺、关作了传达，而卢冬生则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夏曦硬着头皮听贺、关对他的批评，而当卢冬生发言时，夏曦大发雷霆，说卢没有发言权。卢冬生此情此景下，再也不甘沉默，俩人激烈地辩论起来。这说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一手遮天的局面已经结束了。
夏曦自苏联回国后，恰逢共产党国际代表米夫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上台，夏曦竭力支持王明的观点，王明在1931年1月1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即派遣夏曦为中央全权代表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充实领导。拉开了湘鄂西“肃反”的血幕……
1931年3月初夏曦到达湘鄂西。27日，组成了以自己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4月15到5月初，中央分局相继召开湘鄂西特委会议，工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以及洪湖区各县的党代表和苏维埃代表会议等，积极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6月24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组成，同时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基本从组织上完成了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控制。
湘鄂西苏区党的“四大”以后，湘鄂西党内在反“右倾机会主义” 的旗号下，开始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倾向”斗争。
恰在此时，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经验及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教训传到了湘鄂西苏区，这些都使夏曦本来就紧张的“斗争神经” 更加紧张。1932年4月，以他为首的中央分局和军委主席团发出了《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明确指出，湘鄂西苏区不但到处有“反革命”，而且有庞大的“反革命派别”和“反革命团体”。从此出发，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确切地说是夏曦本人认定：反革命“加紧活动最明显的是去年省委扩大会议”及今年省“四大”上；反革命派别“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中，“有一小部分为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因此，夏曦认为必须进行“肃反”工作。为此，中央分局大造反“改组派”反“第三党”的舆论，组织上改组了省政治保卫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军事法庭，紧接着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改组派”的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集中20个团“清剿”氵刁汊湖。湘鄂西苏区天汉县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敌张锡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黑潭，但张锡侯实行缓兵之计，假意答应次日投降，杨国茂中计。结果次日清晨，敌援兵在飞机配合下向红军反扑。战斗中，红三军及时赶到并俘虏张锡侯。这件事引起中央分局尤其是夏曦的高度重视。因为近日来反对“改组派”的工作一直没有突破口，所以命令保卫局严讯张锡侯，在酷刑诱供下，张锡侯诬供与杨国茂有勾结，密谋于5月18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据此，夏曦认定杨国茂为“改组派”，不许本人申辩，即予处决。接着又轻信口供，按敌俘提供的线索继续捕人。
由于这些并没有什么证据，只能根据口供，故政治保卫局即实行逼、供、信的方针，采取诱供、逼供、指名问供和种种酷刑审讯，结果造成被捕者屈打成招，乱编“供词”。肃反人员不经调查、甄别，便以此作为定罪和继续捕人的依据。这样罗织株连，所谓的“改组派”分子多得难以令人置信。
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第一次“大肃反”或称第一次反“改组派” 斗争造成了苏区内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三人同行只能相互监视，不能也不敢说话，甚至连睡觉时都要背靠背，谁也不能理睬谁。他真正起到了革命的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通过这次“肃反”，他肃掉了许多敌人日夜切齿要杀掉的共产党人。据他自己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中指出，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杀的达千余人。
其中有万涛、周小康、张宗理、尉土筠、刘革非、彭之玉、潘家辰、孙德清、汤慕禹、柳直荀、赵奇、周荣光、段玉林等27人都是湘鄂西苏区师级以上干部，都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的创建人和领导骨干。据后来回忆，夏曦还怀疑贺龙为“改组派”，只是由于贺龙威望太高而不敢下手。
由于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路线、特别是实行“左”倾宗派教条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大肃反”，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据贺龙回忆仅在洪湖区就杀了一万多人。当时杀人之多，令人瞠目，据传洪湖水乡渔民当时不敢入湖打鱼，因为，打鱼时往往捞出被沉入湖中的被“肃掉”的人的尸体，这些人都是被活着沉入水中的。
极其残酷的“大肃反”接连进行了三次，前后被杀的人有数万之多。这个结果即使是严酷的敌人都未必能做得到，但是身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做到了。在他的脑海中已牢牢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谁反对我的意见，谁就是异己分子，谁就是“改组派”，在他的深深的潜意识里，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那么现在仍存在着以前反对过自己的人，怎么办？夏曦便又在1933年6月于麻水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其时，第三次“肃反”还未结束。
为什么夏曦这般迫不及待呢？原因就是红军中仍然存在有人带头抵制自己意见的现象，依照自己的逻辑，这种人是危险的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对之展开“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现在红三军高级将领中，段德昌已被捕杀，但还有公然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带头批评、抵制自己意见的宋盘铭在，这使夏曦如鲠在喉，仿佛是宋盘铭的存在，便对党对革命已有着生命攸关的威胁似的。
宋盘铭，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曾和夏曦一样到苏联学习，但和夏曦不同，他不属于王明教条宗派，而是反对王明教条宗派被王明称之为“工人反对派”的成员。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红三军从事政治工作，是红三军中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由于夏曦进行“肃反”的日益疯狂，便在红三军中同贺龙一起抵制夏曦的“清党”与“肃反”，在二次毛坝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和走马坪中央分局会议曾批评夏曦的意见并同大多数人一起否决了他的提议，这使夏曦认定宋盘铭是“改组派”的首领。恰在此时，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投敌，夏曦便以此为借口，逮捕了宋盘铭。
宋盘铭被捕后，坚贞不屈，曾当面同夏曦进行争论，并痛斥夏曦：“以势压人并不意味着你掌握有真理，请你记住，革命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你并不是革命的化身，我反对你的意见并不是反对党、反对革命，恰恰相反，我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党的事业。”不仅如此，宋盘铭提出要和夏曦到中央去争论。但夏曦是不给他争论的时间的。尽管贺龙认为宋盘铭一家三代是工人，本人从小参加革命，表现很好，不可能是“改组派”。因此曾趁夏曦离开麻水时，释放了宋盘铭。可是夏曦一回麻水立即又逮捕了宋盘铭，并于1933年12月29日将其处决。
在逮捕宋盘铭的同时，还逮捕了团级以上干部数十名，这些干部中，除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贺炳炎由于贺龙坚决反对，关向应说情才被放出来，而其余的均被杀。
在这次“肃反”中，夏曦依然依靠对自己亦步亦趋的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三军中政治部政务科长姜琦。姜琦负责整理“肃反”材料，指挥抓人、审讯和处决“改组派”的工作，积极推行“左”倾肃反政策。而夏曦则看到姜琦十分忠实于自己，便倚姜琦为心腹，对姜琦言听计从。只要姜琦拿出材料，他不管是怎么拿的，无所谓证据，他便批准处决。甚至在“肃反”高潮时，姜琦站在行军队列的路旁，对过往的红军战士进行相面，只要他看谁不顺眼，一个示意，身边的随从保卫局人员便立即上前，将人逮捕。因此，姜琦在红三军中被视为杀人魔王。当然，姜琦所逮捕所杀害的都是夏曦不满的人，自然其罪名也只能没有真凭实据的“莫须有”，而姜琦则因为善于揣摩夏曦的心思而受到重用和信赖。
与“大肃反”伴随而来的，是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及红三军力量的严重削弱，红三军由15000人降到9000多人。
时间已经到1934年4月，中国革命已因王明“左”倾教条宗教的统治而走向危急阶段。夏曦又迫不及待准备进行第五次“肃反”。可是，到了4月中旬，卢冬生在指挥红三军侦察连侦察敌情时，在鹤峰附近抓到一个特务，经审讯得知是同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长，负责红三军“肃反”工作的姜琦进行联络的，同时又从其身上搜出了联络信件以及应对暗号标志，这一下使卢冬生目瞪口呆，原来主持苏区“肃反”的姜琦竟是国民党特务。当卢冬生会同贺龙、关向应向夏曦汇报情况时，夏曦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如此积极执行自己“清党”与“肃反” 任务的竟是国民党特务！可是，证据是确凿的，特务本人亦供认不讳。
事实同夏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其实这是事物的固然逻辑，几乎成为夏曦推行政策的化身的姜琦本身就是敌人，可他竟然执行了夏曦这个自诩为最革命的共产党人的政策，难道这还不能说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吗？
通过这一件事，夏曦再也不能保持原来的神态了。假若有人立即抓着这一事件，按照夏曦本人处决宋盘铭的逻辑来推理，夏曦恐怕不能安坐。这仿佛是有人在他头上猛击一掌，他开始自我批评反思了。虽然他在1934年4月在给中央汇报工作时还说“改组派”“不断地恢复”，因此只好仍然不客气地查获一个杀一个。但在实际上，夏曦在事实面前已不可能再进行大张旗鼓的“肃反”了，“肃反”实际已经停止。当然对于姜琦，夏曦恼羞成怒，下令处决这个特务－－－这个使他难堪的真正的反革命特务。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公审，姜琦自知罪恶累累，在夜间图谋逃跑时被保卫人员打死。
“肃反”已经停止了，可它留下的恶果是严重的。红三军的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由原来的9000多人减到3000多人，实际上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另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并把“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实际上承认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努力遭到失败。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夏曦自入湘鄂西以来，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政治上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尽管这是初步的，它并不表明夏曦放弃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它毕竟表明，夏曦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取得了一点进步。
大村会议以后，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挺进黔东，开辟黔东根据地。从此，开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县十字路召开会议，由于出现了姜琦事件，夏曦十分害怕有人借此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对付自己。因此，夏曦的那“一夫当关”的气概几乎消失殆尽，尽管他可以用革命的名词来证实自己的信念，可在严酷的现实之下，只能用苍白无力的言辞替自己辩护。以致当中央来信批评他的错误时，他以拒不传达的态度对抗。最后，在贺龙、关向应的抗议下，才向贺、关作了传达，而卢冬生则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夏曦硬着头皮听贺、关对他的批评，而当卢冬生发言时，夏曦大发雷霆，说卢没有发言权。卢冬生此情此景下，再也不甘沉默，俩人激烈地辩论起来。这说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一手遮天的局面已经结束了。
(浴火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