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是一个亲历革命、建国、动乱和改革开放以来无数重大事件的知识分子的反省。钟沛璋从少年时代起就踏上革命之路，参与创建了“新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从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到《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他满腔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并有幸与胡耀邦近距离接触，这是他永远难忘的岁月。即使二十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生涯也未能动摇他对主义和党的忠诚。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他担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为新闻改革鼓与呼”。
六四后创办《东方》杂志好评如潮
“六四”以后的一片万马齐喑之中，一无资金，二无官方支持，钟沛璋在古稀之年赤手空拳创办了声名卓著的《东方》杂志，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沟通“书斋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品质独树一帜，在沉闷已久的中国知识界吹起了一股春风。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东方》只生存了三年多，正在它如日中天、好评如潮之时，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站着走完了全程。钟沛璋黯然辞职，结束了他自己说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搏”，也完成了他一生中人格的升华。收入本书的《我为什么要创办〈东方〉？》，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东方》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中国出现，“开风气之先”（在它之后有《方法》等），激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些昏暗的岁月，及无数青年学子的心。
钟沛璋即使离开了《东方》，他也没有停止对民族命运的探索，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依然苦苦地为中国求解。年龄没有成为他追求真理的天然屏障，他相信“朝闻道，夕死可矣”。越到晚年，他对中国的思考越加深入，已触及问题的根本。可以说，他和无数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仁人志士一起为解开中国这个无解的方程式找回了一把钥匙｜｜那就是民主宪政。
八名校友在中南海会见江泽民
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北京中南海，钟沛璋、王嘉猷（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等八位当年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与他们的老同学江泽民有过一席长谈。被老同学们推作中心发言的钟沛璋当面表示“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已离退休，生活在老百姓中间，本人都已无所求，也不会说假话或奉承话。”针对江泽民出“三个题目”：怎样看资本主义？怎样看十月革命？怎样看当前的问题？他一一表明看法，并直接提出“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也应该列入议事日程”。“实现民主宪政，就是要改天换地，彻底结束我国长达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制度的阴影。”
为此，他特别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思想自由。“我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没有思想自由，“一个脑袋，代替亿万人的脑袋”，一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二是公民教育。应在中学设立公民课，从少年抓起，培养公民意识。“长期以来，人们或是习惯于做‘驯服工具’，做‘阿Ｑ’，或是‘义和团’，‘红卫兵’式的造反派，并不知道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公民，不知道怎样做既有纳税义务，又有监督公仆权利的纳税人。”
江泽民虚应两句但胃口很好
钟沛璋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写的《与江总书记一席谈》对这次见面有详细记录（书中还有大量的合影照片），让人不无遗憾的是，江没有直接响应钟沛璋他们提出的问题。江说的话很少，他的胃口倒是很大，晚餐吃到一块牛排时，“几位同学都没有吃完”，“......但看到江泽民的盘上已经空了。”钟当时即说了一句Good appetite。江笑答以“对，好胃口。不吃好顶不住，明天上午我还有其它重要的事呢。”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几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民主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害怕民主的口号。为什么会腐败，就是民主不够。”“江泽民深有感慨地说：‘应该把个人名利看得淡一些。毛泽东、邓小平是历史塑造的。我江泽民只是历史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次见面时，钟沛璋把随身带的一本《历史的先声》送给了江泽民，其中汇集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打天下的时代有关民主、自由的言论。江说自己没有看过。那些美丽的旗号曾感动了、聚集了千千万万钟沛璋那样的青年男女，顾准、韦君宜、李慎之......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他们义无反顾投身革命，难道仅仅以受骗上当就能解释的吗？《历史的先声》收录的民主言论只是一种权谋、幌子、口号吗？如果不是国民党黑暗、腐败的统治，如果不是日本入侵的民族危亡，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也表明一个经历了几千年专制奴役的民族要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何其艰难。不过还是有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洞悉了其中的秘密，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他在《观察》周刊发表《中国的政局》：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
历经半个多世纪再回追求民主路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之后，钟沛璋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储安平他们了追求民主的路上，仿佛绕了一个大圆圈。难道这是历史和中国人开的一个大玩笑？这玩笑的代价未免太大、太沉重了。在给《王申酉文集》写的序言《我的期待》中，钟沛璋终于明确地提出“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力量”，也就是与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状态告别，与自己思想上“许多僵化的、凝固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愚忠的东西”告别。
昔日的热血少年已垂垂老矣，这位十五岁入党的老党员依然对这个党怀有难以泯灭的深情，他多么不愿意看到这个党因为腐败和独裁而重蹈苏联的覆辙，“像沙滩上的巨人一样”轰然倒下。他真挚地希望他们的老同学能以“民主宪政”这把钥匙解开中国这个无解的方程式－－
“毛泽东翻天覆地 、邓小平欢天喜地 、江泽民改天换地。”
这是他们这些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奉献了青春乃至毕生心血的老共产党人、江泽民的老同学的心愿，倘真能如此，也未尝不是中国之福、民族之幸。眨眼近两年过去了，站在权力峰顶、高处不胜寒的江泽民也已七十六岁高龄，他还会以“民主宪政”的钥匙开启中国的未来之门吗？老人的心愿什么时候才能变为现实？我们将继续拭目以待，也许答案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钟沛璋《与江泽民一席谈－－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香港高文出版社二○○二年六月出版）
(《开放》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