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国家超市和地铁既没售票又没检票，顾客自觉交款和买票。而这些事情让我们来干，我们不仅要有足够的管理机构，还要有足够的人员，甚至还要动用保安和警察。这无疑增加了管理的成本，而管理的成本最终还是要分摊到被管理者身上。
有一篇文章介绍一个西方小城市，由于城市居民比道德水平高，国家机构特别不发达，市长是一名自愿者担任。这位不拿工资的市长是一名清洁工，市长是兼职。还有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国的中等城市的西方城市，居民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有自己的别墅、汽车。违法乱纪不仅受到严厉制裁，而且还要受到大家的谴责。正是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平，全市仅有11名警察。该市举行重大的足球赛，11名警察除了正常休假的，完全可以担任该市以及比赛治安工作。相反，如果这个城市放在我们中间，不仅要设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若干名，还要相应的机构，仅仅城官人员的编制，就跟上该市政府的所有编制。
经济学家茅于轼诊断中国问题的症结指出：“种种不合理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
国家兴旺，人人有责；社会繁荣，个体责大。当然制度是根本，但是制度是人的文明程度决定的，个人的总体水平制约制度的变革。中国从寻亥革命，民主制度一直不入轨道，统治者富有责任，人民的责任也不能推脱。追根溯源，每个人都有使国家致富或变穷的责任。有人说，改变一下你办事的习惯，提升一下每个人的道德水准，社会成本就会变成国家财富和你的劳动报酬。减少劳动社会成本，就可以避免国家政权的膨胀，国家政权不膨胀起来，你的负担，也就相应地不会过度增幅，你所支付的同样劳动就会得到更高报酬。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丰欠，不仅取决于本人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取决于同一个社会中其他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从经济学观点分析，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还有浪费普遍存在。
某市限定了供水量，若超出定量则缴纳数倍罚金，此规定，使个别偷水现象演变成普遍，即水流而表不走。我曾在该市看见工人在制作一种精密水表，说是防止偷水用的。如果该表上市，让老百姓强行购买的话，集体不道德行为将导致集体利益受损，霉运均摊在每个人头上。此为损国不利己之一。邮局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信函，因而，邮寄印刷品时不准封口，要检查。如果寄书，与书有关的信则需另装信封。这样，分捡、投递一次完成的工作量要增加一倍。这项损国不利己的规定可造成国民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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