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视的是，接班危机可能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妥协之下获致解决，但潜伏在继承危机之下的真正问题却不可能得到纾解，最多只是将引信暂时 拆除而已。除非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从制度面对政党、政府、社会进行全 面调适、改造，则一旦目前困扰中共的许多问题同时爆发，有可能出现燎原之势。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江泽民手中的一张王牌就是他主政以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尚称平顺，透过华盛顿，台海危机往往可以降温。同时，在布希 政府攻打伊拉克声浪甚嚣尘上之际，江泽民还在出访伊朗时故意留下一个 伏笔，宣称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防止美国攻击开发中国家。当然 ，他指的是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邪恶轴心”国家。由于第四代中国 领导人在操控两手策略方面显然还不太纯熟，因此，这就让江泽民有更大的理由与其政治对手进行讨价还价。
从内政的角度来看，江泽民希望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不仅是希望让自己的历史地位翻两番，也有藉“三 个代表”来结合大陆政治、经济、知识菁英三大力量的用意。江泽民认为 ，他的“三个代表”理论虽说脱胎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说法（即 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与人民的利益），但他毕竟也做了发扬光大的贡献，尤其是允许私营企业资本家入党，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在更上层的政治层次上，“三个代表”是促成大陆政治、经济、知识菁英大结盟的催化剂，一旦三大菁英成功结盟，江泽民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可以更为稳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更为巩固。
问题是“三个代表”即使在理论层面也漏洞百出，遑论在现实层面所引起的反弹了。首先，今天大陆只有两大势力，也即政治菁英与经济菁英，但后者除了纳税之外，还必须依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及认对后台政治老板才有存活空间。因此，有人批评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论，搞结合三大菁英，不过是为子女继续在工商界享受荣华富贵预为铺路而已。
其次，号称三大菁英之一的知识菁英，根本就不具资格代表文化界与知识界，见识比不过历经反右斗争与文革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甚至也没有投 入1989年民运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大多心态保守，满足于现状，对任 何政治改革都嗤之以鼻，对政治不想批评，追求的是较好的生活，国事之 下事不干他事，早已成为文化买办，丧失知识菁英应有的思辨能力，既无 为民表率的能力，自然也不具代表文化界与知识界的资格。
第三，“三个代表”虽然号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基本上是将农人、工人这两大类共产党的天然结盟对象排除在外的，这也难怪工农阶级对“三个 代表”论是有强烈反感的。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工农阶级对“三个代表”的无法认同只是反映在理论层次，问题倒还不大。但目前对中共不满的城乡贫困人群，主要由 工农阶级构成，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未获益者，特别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深化之后就一路下滑，对政府与共产党也特别不满。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时，由于农工阶级对经济情况尚感满意，因此未参与由知识菁英与学生领导的民运，但未来如果再度爆发民运，工农阶级的自发性投入，将使民运一发不可收拾。
过去10年来，北京政权的运气可说相当好，社会对贫腐的反感、金融危机、法轮功事件、下岗工人的闹事、银行挤兑、台海危机，都是一个一个各别爆发，中共可以好整以暇地分别处理。但是，中共是否能永远如此好运？当各种事件、危机如果同时蜂拥而至，中共如何因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