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
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１９４９年新年。翌年１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２月底的一天，一位贵宾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临时寓所。来者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去北平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
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３天后即交卷。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１３２厘米，宽６４．７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文运昌盛，北平一片新气象。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
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踌躇难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恐遭国民党荼毒。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９月，张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几个月来忙著作准备。临行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中国古代名画，以及敦煌壁画５６件（带走的仅为部分，尚有２００余件留在家中）。离家这天，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默然不语。张心智再问，他才说：“这２００多幅当年我耗尽心血，来之不易。多次有人高价求购，我都拒绝。因为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日后总要交给政府的。此去我万一真的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当权的政府来保管，只要他们真心热爱艺术，重视祖国文化遗产。”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１０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
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
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新旧交替，局势混乱。张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陈诚倒也爽快，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３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赴台湾当天，去机场途中，顺道到杨宛君（三夫人）处与众人洒泪相别，凄惶之状，难以言述。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１９５２年８月，他又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这离祖国更远了，家山情浓的他，怎会作出这一举措呢？
是年２月底，张大千去阿根廷展画并游览，夫人留香港。４月间，得夫人家书并附徐雯波近照，他感慨万端。曾在一幅人物画的画跋上记有“故国春酣，此邦已是金风送爽。天南地北，离索何堪”等语。５月回到香港，就作出移居阿根廷的决定。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资深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１２５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１９５３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牟吉”镇音译为“摩诘”。自己园称为“摩诘山园”，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诘）。不难看出他怀念祖国与故乡之心的深切。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１７年之久。
在张大千身居巴西怀念故乡的同时，祖国大陆的友人也在思念他。５０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议论。有说他“破坏敦煌文物”，有说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烂，也有说他去国外是叛国……总之都是不利之词。但了解张大千为人的几位朋友，根本不信这些人的说法。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刘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送到境外发表，后来真写成了，发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几位副院长，于非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于非这篇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可能是看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他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大概是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张大千去国远游，又是２０多年过去了，已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
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有些国家又住得那么久（如在巴西），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１９６９年自巴西移居美国后，７年中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 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他又畅谈心事，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哪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也一时回不得，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１９７６年１月下旬，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他亲自选定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过程中，１９７７年５月１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当日到台北，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他就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１９７８年８月，“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喜迁新居。
１９８２年３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８０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８０高龄。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老父，可是不能如愿，只能用越洋电话互诉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大陆也常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如１９８２年４月，张伯驹的去世，他伤心不已。
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１９８３年４月２日，终年８５岁。
文章来源: 东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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