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社会性质犯罪与腐败联姻的表现形式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腐败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实施犯罪，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
(一)操纵型。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操纵腐败分子。黑社会组织为了使自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的外套，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住腐败者的身心乃至仕途发展，迫使其心甘情愿为黑社会组织所用，用腐败者手中的权力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作掩护。第二种是腐败者操纵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的腐败分子意欲攫取更高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利益，暗中培植黑势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之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进而使之成为自己的“御用工具”，暗中操纵其通过种种不法行径为自己的仕途清除障碍，为自己带来滚滚财源。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与当地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系即是例证。
刘涌在“轰倒”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后，即将目标锁定市长慕绥新，第一次与之交往，他便用10万美金“套牢”了慕，使之由“人民的市长”变成了黑社会的市长，此后慕市长便“尽职尽责”为刘涌黑社会组织服务，为该组织的“茁壮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温岭市原市长周建国、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杨卫中当属典型的又一例。张畏木匠出身，一无资产，二无文才，三无业绩，因得到周建国、杨卫中两位“大官人”的栽培和支持，他网罗了一批恶霸、地痞、在温岭市欺行霸市、强卖强买、胡作非为，一下子“暴发”成了亿万富翁。更因周建国、杨卫中的权力照应，张畏还当上了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省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不少企业都被“名正言顺”地“并”到了他手下，使之成为拥有13个子公司的浙江省东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担任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周、杨二位官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张某人，自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张氏犯罪团伙涉案资金5亿多元，其中不少落入了张、杨的腰包。
(二)雇佣型。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腐败分子为了彼此的利益，临时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对方的权势或人员力量为自己清除经济或政治上的障碍。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形：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雇佣腐败者，利用腐败者手中的权力为己谋利，达到独霸一方的罪恶目的。如浙江省仙居县的郭君明、王焕春黑社会组织，为了使自己开办的煤气公司垄断仙居县煤气市场，向县城建局分管煤气经营的副局长顾金达、县物价局局长朱永跃、物价局价格科副科长王国聪3人行贿15万元，很快便实现了独霸仙居煤气市场的梦想。还有广东的黑社会头目江强，在广西柳州市中山大厦开赌场后，用2万美元打通柳州市公安局局长于丁之妻陈红的关节，此后于丁多次暗中照应江强的赌场，为他通风报信。另一种是腐败分子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手段消灭自己仕途上的对手，以达到自己谋官、夺官、保官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就是一例，他为了当上县委书记，重金雇用陈家友等当地黑恶势力用汽车将时任安义县县委书记的胡次干撞伤，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委书记。之后，陈锦云又指使黑恶势力将“眼中钉”－－－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万先勇杀成重伤。事情败露后，陈锦云被判处死缓。
(三)一体型。有的腐败分子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老大，他们权倾一方，不但贪污受贿敛聚钱财，心中还充满了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欲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白道、黑道通吃，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霸信条。这样的“官黑”势力，比起那些纯由下三滥的流氓地痞组成的黑社会组织来，凶恶百倍。吉林省长春市有名的黑社会头目梁旭东的公开身份是长春市公安局干警，他曾扬言自己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可谓嚣张之极、狂妄之至。而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警大队阜颍中队中队长祁仲祥更绝，竟亲自策划和指挥手下的流氓在刑警中队门口杀人抢钱。
(四)亲情型。主要表现为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腐败分子徇私枉法、徇情舞弊，为在黑社会组织内的亲属子女掩盖罪行、通风报信、说情乃至暗中支持其犯罪。上文中提到的吉林省长春市黑社会头目梁旭东，曾经制造多起血案，是省市领导已多次批示要严惩的凶徒，但由于他身在官场的哥哥多方“沟通”关照，不但没受到惩处，反而弄到假文凭调入了长春市公安局。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与腐败联姻的原因
从双方的主观心态来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从黑社会组织的生存来看，需要权力的庇护。黑社会性质组织建立后，要想安全地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措施为自己创造条件。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措施就是用金钱、美色等物质拉拢、腐蚀当地官员。在这些“官人”的暗中照应下，一些地方的黑社会组织获得了宽松的生存环境，“借树蓄阴”逐渐“茁壮成长”。
第二，从黑社会的发展来看，离不开权力的支持。一些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并逐步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后，就会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新的发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来讲，在经济领域，他们注定不可能公平地从事正当经营，而只会采取种种非法手段(诸如走私贩私、倒卖枪支、贩毒、拐卖人口、弄虚作假搞行业垄断等)去迅速攫取暴利。而要使这些非法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或为之提供足够的掩护，也只能借助于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
此类黑社会组织在权力的庇护下安全“成长”起来后，便通过行贿、买官、拉选票等种种不正当手段攫取权力，向政界渗透。当他们的头目在政界获得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权力后，他们再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本组织谋取经济利益，其社会危害性百倍于前一类黑社会性质组织。
第三，从腐败分子的权欲膨胀心态来看，需要黑社会组织这样的隐形杀手。腐败分子们通过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大量利益，对权力极为看重，一旦有谁危及他们的官位，冲击和动摇他们的权力或阻碍了他们的职位升迁，他们便会视之如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要“修理收拾”这些人，从而达到保住官位、权力或继续升迁的目的。但以一个堂堂党政官员身份，他们又不便亲自动手，为了安全、保险起见，他们只好求助于黑社会组织，雇佣杀手暗中行事，既易达到目的，又不易暴露自己。
第四，从腐败分子的物欲膨胀心理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孝敬”正好填补了其欲壑。福建省有个叫“大公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专以行贿为业，头目、骨干、会计、出纳和财务账目一应俱全，他们以贿赂烟草公司人员为主要对象，两年“摆平”27名烟草管理部门官员，庇护他们制造的假烟在本地市场上畅通无阻，牟取高利，便是此类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