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裘德在6月18日写的中文信件中列举了如下有争议的事实认定：
1）法院认为希比威公司支付给二家进口代理公司的进口费用仅为人民币98.8万元，远低于正常进口所需[见（1999）沪一中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第10页9-14行]。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会计错误。因为法院的依据是公诉方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而该报告在鉴定时遗漏了希比威公司三份合计人民币71.5万元的进口费用付款凭证。实际上，希比威公司支付给二家公司的进口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70.3万余元，全额支付了包括6%关税、17%增值税在内的所有正常进口费用的。
邵裘德表示，如果他的公司只付了6.5%或8%的增值税，那么当然是犯罪了，因为正常的增值税率为17%，但事实上，公司却付足了6%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这有公司的会计付款凭证来证实。
(有网友对此质疑说，邵裘德虽未说明进口的是哪类医疗仪器，但无论是哪类，那时的医疗仪器设备的进口关税不可能低到6%，至少不会低于9%。多维社记者暂时无法查证事发时的税率。)
2）法院认为：邵裘德曾对犯罪事实作过供述。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有关的“供述”是编造出来的，是不存在的。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上海司法会计中心作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在第3页和第7页上，编造了二段公安机关讯问笔录的内容，说“我按6.5%付陈思诺开票费”和“我按8%付陈思诺开票费”，这是他们无中生有，凭空编造出来的。 邵裘德表示，以上的所谓“供述”，不仅辩护律师在阅卷时根本找不到，而且与公安机关在他们自己的结案报告中所说的希比威公司支付了20%多的进口费用这个结论相矛盾。庭审中和庭审后他和辩护律师曾多次向法院申请，要求把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全部公开，核对有关内容，但法院至今未作答复。
3）法院认为：希比威公司与进口代理公司没有实际的货物、资金往来，这个认定与事实完全相反。希比威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是真实的，这有公司从美国发货给上海进口代理公司的货运提单、进口代理公司交货时签发的库存报表、有关进口设备的销售合同、进口费用付款凭证、以及安装在全国各地医院的这些设备实物等来证明。公司的任何一位前职员也都可以证明我们的业务都是真实存在的。
(有网友指出，希比威公司经销美国进口的医疗设备，但当时中国根本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做一般商品的零售批发业务，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不准象国内那些贸易公司一样在国内做贸易。当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只能是生产型企业。只允许自己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在国内销售。)
4）法院认为：本案另一被告陈思诺是个无业人员，是邵裘德特意“指使”陈思诺去虚开增值税发票。事实上，陈思诺从1995年10月至1996年底是上海万纳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1997年初到上海申愚进出口公司（该公司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开办的国有进出口公司）任副总经理，专门负责进出口业务。
案发后，这二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向公安机关一口咬定说陈思诺与他们公司无关。但陈思诺同这些公司的其它经理一起来希比威公司代理进口业务，拿来这些公司开的增值税发票，收取我们支付给这些公司的进口费用，这些证据都证明陈思诺当时是在为这二家公司工作。
华尔街日报4月18日的报导说，上海法院和公安局剥夺了邵裘德□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相反，仅依据两份证据就判其有罪：一是一个卷入更大税务案件的中国人的证词；二是检方所谓的邵裘德在押期间的“交待”，邵裘德对此予以否认。
报导说，邵裘德在入狱一年多后，取回了被没收的一个手提电脑，在里面发现了一些证明自己无罪的重要证据，比如，法院认定其没有支付的一笔销售税的付款凭证，所付款项与检方制控他偷漏的税款相符。
报导披露，邵裘德的母亲和姐姐说，警方和政府官员曾在两个不同场合索取大约30万美元，称那样“处理案子起来会更容易些”。上海政府和警方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不过，邵裘德及其家人认为，尽管他们有证据证明邵裘德无罪，但案子目前面临另一问题，即中国最高法院担心纠正上海法院的失误会令其难堪，不愿重新审理该案。
(有网友认为，一个美国公民在中国被判刑关押，美国政府没有伸手援助说明美国政府理解认同中国的法律，认同中国对此事的处理。如果邵裘德在美国经商违反美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他也一定会坐牢的。)
报导指出，当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时，邵裘德的遭遇给投资者敲响警钟，提醒他们，在一个司法无法独立、法律模糊且时常更改让人感到糊涂的国家，投资面临着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