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青基会财务部工作期间，曾接待过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小组、团中央的财务检查小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中银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他们都是来稽核、审计的。另外，因为希望工程收到过巨额外汇捐款，中国青基会每年还要接受国家外汇管理局指派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青基会进行外汇“年检”……肯定有读者要问：既然有这么多审计单位来审计，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徐永光搞的鬼呢？
有几个情况，必须予以说明：
第一，在1994年1月之前，即香港《一周刊》发表文章，称希望工程七千万善款“失踪”之前，中国青基会从未接受过社会审计，基本上只是由团中央派人来检查一下，因为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因此基本是走走过场。
第二，《一周刊》事件发生后，徐永光决定打官司，只是到了这时，希望工程才第一次聘请了相对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但这第一次，一下子就要审计1989年至1993年（总计五年）的收支状况。坦率讲，由于这次审计的工作量大，而会计师对“如何审计慈善事业”这样的“新课题”确实没经验，例如，徐永光这时挪用捐款的投资额明明已超出七千万元，但因此徐永光坚持说“项目投资与希望工程的收支无关，你们不必审计”，结果，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居然就相信了。
第三，徐永光确实“站得高、看得远”，1994年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第一次来审计时，他就决定：审计费用可以给的高一些。结果，94年，我们给了中华所20万元的审计费，这笔开支，明显高于正常的审计付酬（负责审计的董向功等等会计师最后没有拿，决定把审计费20万元又捐给希望工程）。
这三点，今天进驻青基会的国家审计署工作组是完全可以“看见”的，但我还要提供一点“活线索”。
无论是团中央来检查，还是审计部门来审计，每逢此时，中国青基会的财务部都会受到徐的格外重视：一是领导要进行“战前动员”；二是要给财务部下拨特别的“工作经费”，以便给审计人员送礼、联络感情；三是领导每天下班后，要听财务部的汇报（需要保密，不让审计部门知道），针对审计人员提出的问题，徐会紧急下达指示，告诉我们如何应对。四是如果徐最后对审计结果满意，他就会给财务部的工作人员发奖金。
例如，1997年，当审计部门对徐永光炒股的交割单，以及希望工程投资项目的协议、收据及其收益情况追得比较紧时，徐永光就指示我们采用“拖”的办法，一面笑嘻嘻地告诉人家“希望工程工作量特别大，财务报表特别多，我们正在查找”，一面就是“扛”着不交，直到人家审计结束，我们也没有交出来，人家等不及，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这一点，只要找到希望工程过去的审计人员（在财务部的审计报告存档中，很容易查到当年会计师的姓名）去询问，可以证实我说的决非假话。
我还要特别提醒今年进驻的国家审计署审计小组，要注意，如果遇到财务部的会计无法“应付”了，徐一定会“亲自出马”。过去遇到特别的麻烦，徐也会这样做。因为徐永光拥有超乎常人的善辩口才和信誓旦旦说谎不脸红的特点，而审计人员又常常被徐永光道貌岸然的样子所蒙蔽，不愿把他往坏处想，因此，有时候明明查出了问题，顶多也只是觉得他“经验不足、失误难免”。
还有，徐永光特别会利用希望工程“保护伞”，如果狐狸尾巴被抓住，实在没辙了，他就会搬出如下“法宝”，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重视希望工程，又是如何亲自捐款的；第二，我们党的传统一向是“内外有别”，如果你们（指发现了问题的审计部门）公布不利于青基会的审计结果，那么希望工程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会“毁”在你们手里，你们就是千古罪人！第三，你们知道，贫困地区有多少大眼睛正在焦急地等待救助吗？
我断定，徐永光此次一定会如法炮制，旧瓶装新酒，给国家审计署新近进驻的十名工作人员，重新上演这出闹剧，演到精彩处，这位“优秀演员”还会潸然泪下、以泪洗面！善良的人们，这一次千万不可再上当了。
不过，徐永光只要想胡作非为，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线索一：海内外许多大机构或知名人士都知道，他们在捐出巨额善款的时候，是很少定向捐赠或结对捐赠的，此类捐款，在我们内部被称作“一般性捐款”（与之对应的是“定向捐款”，即“1+1”）。我清楚记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裁马永伟，在获得境外机构的一笔200万的赔款后，迅即把这笔钱全额捐给了希望工程，但因为马先生并未指定这笔钱是捐建希望小学呢，还是救助哪个省份的哪些失学儿童（我丝毫没有指责马先生的意思。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想这样“指定”，实在是不容易、不可能），因此徐永光便私下指示财务部：把这笔捐款列为希望工程的专项活动捐款（在财务上，这属于二级科目），然后徐就在这200万里列支工作经费（在捐款里列支办公经费，属于违法）
徐永光类似“瞒天过海”做法挺多的，国家审计署可以据此追查。
线索二：90年代初，青基会财务部出纳冯密素（女）曾向我报告，说徐永光把财务部捐款收据一本（可开具50张捐款收据）拿走，说是要给他的浙江老乡，理由是：这位老乡可以在当地帮助青基会“拉”捐款。我要解释：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据，系印鉴齐全的空白收据，每本50张，其中捐方、收到捐款的数额一栏，均为空白，可以随意填写数额。我当时没在意，过了几个月，我问冯，冯说徐永光没有交回收据，我于是直接去问徐，希望他把收据存根交回来。哪里想到，徐永光竟然说“这本收据被浙江那个同乡搞丢了！”
我和冯当时很担心，因为审计部门来审计的时候，要检查希望工程收据存根号码是否连续，但因我们收到的钱多，开出的收据也太多，而且后来审计人员来的时候，也只是抽查，因此并没有发现我们的收据存根号码不连续。这个问题，如果国家审计署现在去查，可以立即发现漏洞。
南方周末记者方先生曾问我：“徐永光拿走收据的时候，是否签字？”我说：“好像没有。单位一把手要来拿一本收据，冯能够阻拦不给吗？”方先生追问：“如果徐不承认，那你怎么办？如果徐说，是你们财务搞丢的，你又怎么办？”
我在此做一个公开回答：第一，我愿在海内外媒体上发表声明：看有没有人把捐款私下交给我（通过正常途径，在青基会办公室内交给我并拿到收据，应该不算），是否从我（或者冯密素）手里直接拿到过收据？第二，被徐永光老乡（也许根本没有丢？）搞丢的那一整本收据，它的号码应该是连续和确定的，这些收据又是由财政局监制的，很难伪造，因此，只要国家审计署此次认真去查，就可以很快查出这些丢失收据的连续50个号码（对应50张收据）。号码，可由报纸公布，如果有捐款人发现自己手中保留的希望工程收据与这些丢失号码相吻合，那么他（捐款人）的钱是捐给谁的，也就立即清楚了。
因此，如果有人因此站出来说：我曾在中国青基会之“外”（注意，是“外”！）捐过款，曾从某人手里“私下”拿到过捐款收据，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记得我当时就对方先生说：“只要你公开写出报道，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冯也是清白的的。”
线索三：徐永光还给“香港咭（卡）协”邮寄过2万枚的希望工程“精致纪念币”，那是一种含金的纪念币，我们只做了2万枚，这一点，中国青基会的许多人可以作证，财务部也可以查到凭证。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每枚希望工程含金纪念币的售价是人民币100元。甘东宇（海外部负责人）写了报告，说要在香港搞活动，请示了徐，就把这批金币邮寄到了香港，但过了一个月我们财务部向甘索取发票和回收款的时候，徐永光却解释说：“香港那个人不守信用，偷偷跑了，因此这批纪念币全都丢失了”！这件事，是我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的，结果徐在会上公开这样说。因为纪念币的增值收入本来就不在账上，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价值200万的财产丢失了，徐在香港是否报过警？是否登报声明要求警方追查过？谁该对这件是负责……？我想，这一次国家审计署应该查清楚。
线索四：我建议查查中国青基会发行的电话磁卡、纪念邮票、奥运火炬纪念封、足球义赛、希望工程义演以及几家银行发起的代收希望工程捐款的情况。我记得，希望工程实施十二年来，除了公开账户（被审计）之外，与之并行的、随开随停的、不被审计的账户，至少还有七八个。徐永光当时就曾指示我们：要保证这些帐户里，始终有充分的资金。
原因，是因为我们“吃饭”、“公关”的费用太高了，审计时一定不好看，会遇到很多麻烦。我清楚记得，1993年国家审计署来审计的人员，就曾对当年青基会“吃饭费用”太高提出过质疑。
事后，徐对财务部大为光火，责问我们“怎么搞得，怎么能让审计署审计出来，提出如此丢人的问题”，然后他下达命令说：“以后审计部门再来审计，不许把矛盾上交，一定要提前消灭在财务部”。没办法，以后审计部门再来时，财务部的人只好想尽办法，力争不让审计人员查出问题。
具体的线索是：徐曾把希望工程的某些投资收益“分流”过来，如我们给“景山信用社”的投资收益，有几十万元；对“和德养殖场”的收益，有100万元；包括深圳新产业、绍兴中青公司等等……虽然从总体上看，上述各单位上缴的收益与我们此前的巨大投资不可相提并论，但只要有了收益，徐并不着急给希望工程的救助“还债”，而是首先设法把收益打入我们不公开的“华青帐户”－－因为徐永光手头有一部分永远不能公开开支，因此他只能这样做。
但是，财务凭证会留下证据！而且，从国家规定看，这些投资收益的每一分钱，都仍然属于希望工程而不属于中国青基会、更不属于徐永光。
线索五：徐的投资，不仅违规，而且有违法嫌疑。例如，假投资、真买房，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这属于贪污行为。挪用希望工程善款数百万，给青基会职工购买宿舍，属于法人贪污；给徐永光等少数领导人买房，属于个人直接贪污。又例如，徐永光等人利用美元捐款49000元去欧洲旅游，又用希望工程的增值收入，采用不入账方法弥补窟窿，也属贪污。还有，希望工程湍畋业氖杖氩蝗胝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