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突然发难，提出“一边一国”论和推动公投立法，谋求台独，搞乱了海内外的焦点，差不多一个星期居然没有了北戴河会议的消息。固然，北京的保密工夫做得好，但阿扁也是帮了忙。可以肯定的是，中共高层今年留在北戴河的时间比往年多了很多。
也许，沾了陈水扁的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和大陆学者胡鞍钢、丁元竹向中国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的“最严重警告”，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北京圈子的人说，三学者打着“防止中国再次出现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的旗号，有话敢讲，也讲得充分。不过，这个“警告”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公开，着实对江系不利。他们其实点出了“江核心”治下未能解决的两大危机－－腐败和贫富差距扩大。加上，江泽民任内没有解决中共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江核心将留下三颗定时炸弹。
这三位学者认者，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他们发现，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一至二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二至四十五；非常不满意者在三千二百万至三千六百万人，其比例在百分之七至八。
他们引用中共官方的各类调查，发现有惊人的相似点。首先，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的回答，二○○○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二○○一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也是连续三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腐败歪风炽烈贫富差距扩大 三位学者对中国目前四种主要腐败（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百分之十三点三至十六点九之间；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百分之十四点五至十四点九。
具讽刺的是，目前政府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历来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中共的一般党员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学者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一九八八年的零点三五上升为一九九七年的零点四，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中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零点四二上升为零点四九。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零点五，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更具讽刺的是，中共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甚至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台湾还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尤其在北京还声称奉行社会主义之时。
非江派提异见交权无章可寻 由于中共十六大主要解决“三个代表”和江泽民去留，这份“警告”成了非江派的武器，他们直接提出“三个代表”吹得这样好，为甚么解决不了上面两个问题，相反，危机愈来愈重？有人甚至藉此抨击，江泽民在任内最后的日子，不是认认真真去解决腐败和贫富悬殊危机，反而醉心为个人树碑立传，后患无穷。
有些论调还指出，劝留派说甚么“众将易得，一帅难求”，使人觉得时光倒流，重回文革。本来，江泽民应该完成邓小平废除高层终身制的历史任务，使中共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定出游戏规则。但是他为了恋栈，故意拖延了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十六大江泽民不再做总书记，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仍是无章可寻。中共最终可能因此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陷于最高权力的内斗之中。
万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