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为什么要卖力推行帝制？而口口声声“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万一有人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的袁世凯，究竟在说真话还是像他历来最擅长的那样做假？
八十多年过去，后人翻检当年文献、记录已经知道，从美国顾问古德诺发出“推行帝制第一声（《共和与君主论》）”，到杨度网罗名流组织“国体研究学术团体”，到全国请愿联合会、20省区军事首长请“速正大位”，都出于袁世凯的直接授意。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徒有“大奸”之名，其城府既比不上早他1800年的曹操和司马懿，也比不上晚他几十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当一名实际独掌大权的皇帝化总统有什么不好？干吗非要那套形式──用当时人的话说，“嘿，北京耍起猴戏来了。”
不见有论述分析一个才智野心如袁世凯者，其幼年及成年，对加了辉煌包装之权势的渴望，会如何融入延髓血液，越过大脑思维而主使他的行动。再者，总统再煊赫，总有任期吧。任期之后，仪驾没了、待遇没了、拍马送礼的没了还在其次；最要命的，任内的糗事难保一定遮得住──这点子秘密，当时就已有人点透：“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疑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劳乃宣《共和续解》）再深一层，恐怕就是一姓而千秋万代的事了──但对这层，小袁想的，恐怕比老袁要多。
有了袁氏父子这层心思，周围揣摩上意、见风使舵的人还少得了么？“十三太保”里边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不是也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辅，赶着在巴黎定做大礼服吗？
有趣的是，当年那些劝进者最拿得出手（并且最能堵住他人之嘴）的理由，竟也是“安定”、“求治、拨乱”（所谓“筹安会”即是“筹一国之安”）；对国民民主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效率：“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而“在稳定中富国强国（实行经济军国主义），然后才有可能谈立宪”，正是其理论核心。至于招各省将军到京“述职”以试探；各地军政长官对调……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知已经搬演了多少。
最可笑的是那被劝进者。搔到痒处的阿谀奉承太难抵御，想清醒也清醒不了了。而除了这被捧得忽忽悠悠的大头，谁都知道，那些除了钻营不大有别的本事的家伙，本意实在是为了在新朝分点油水。为此，他们是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只看那份只供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那则湖北军人上报的“宜昌现石龙、黄陂柳发青”；以及1969年林彪们攒出的“光焰无际”“万年天才”等。最恳切的要算冯国璋那段词儿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VOA 8/9/2002 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