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氏不肯让位的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这几年大陆经济形式不错，上海和北京处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还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然而细细想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五十年代初期，大陆也曾经过了一段夜不闭户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是不久，它就在无休止的革命的和政治动乱的噩梦中烟消云散了。而今天的“好景”也并不真的那么美妙，失去保障的弱势群体，对社会繁荣没有参与感；先富起来的人们，又沦丧了道德；白蚁般的贪官污吏，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丢失了它的基本群众。
在许多的历史重要关头，共产党都不取“上策”，而走了“下着”。此次就是江泽民还要霸着共产党党魁的交椅，久久地坐下去。共产党天天都说要“取消终身制”，可是这位掌握了十三年权力的“第三代领袖”，还要将权柄握到生命的终点。如果“十六大”上这个“谣言”变成事实，几十年言而无信的共产党，还有何脸面见人？
江泽民擅长人事斗争，熟悉他的人谓其“咋咋乎乎”，即有“好表现”的肤浅性格。在邓小平弃世前，他就到胡耀邦的墓前去祭悼；在莫札特的钢琴上，他会无所顾忌地弹上一曲中国小调；他还会在洋人面前背诵“独立宣言”或“林肯格言”。而在这十年间，他不仅假邓小平之手，扫荡了在北京盘根错节的陈希同，和在军中说一不二的杨白冰；还白手起家地罗织了一套“核心”班底。
江泽民初期得自汪道涵的提携，后为若干中央元老所器重，在柏林墙崩塌，齐奥塞斯库被杀，共产党人人自危之际，走马上任总书记。在其任内，大陆政治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因此贪官蜂起，人心浮滥，社会道德全面败坏。
最近，总书记在中国社科院有番“重要讲话”，说要“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些荒谬言辞中，可以看到他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情有所急”。这种“创造性”，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死胡同里找出路的本事，因此也就是当终身领袖的必要条件。
据传，他最近又提出“要警惕身边的野心家”。无论这是指他近身的同僚，还是锋芒太露的亲信；这种久违了的令人惊心的险语，是他政治更年期的多疑症状，也必是众叛亲离的先兆。与此相反，最善于“讲政治”的他，对党内的贪腐现象，竟如视而不见；为众民诟病的劣迹政客则牢稳地掌控着京沪两地的党政大权。江泽民精于人事算计，他会不会因为恋栈而启动党内斗争，自不在百姓的意料中；但他整人的旧事，却还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江泽民为做“第三代终身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准备就绪，而志在必得了。然而，准备得愈多，马脚也就愈多。要重行“终身制”，无异于八、九十年前的“颠覆共和”。最近已经有人引用梁启超斥责“洪宪称帝”的檄文，来抨击这桩预谋。有人说，袁世凯当年是为“儿孙计”，原本只是他的那个瘸腿的儿子想做皇帝；江泽民的这番操劳折腾，多半也是为了“他人谋”。这般荒唐的事情，弄得好，“群小”之间又是一番争权夺利的打闹；弄不好，与“群老”翻脸，坐七望八的心脑血管运作不良，死了还要背个“窃党大盗”的恶名。
江泽民的这次成败，还是要在北戴河定夺。他要在位上多玩几年，全党同志又拿他怎么办？如果由了他去多过点“权力瘾”，那就破了“七十戒毒”的党规；如果不由他，则少不了一场党内的激斗。有人说，政治局常委里有四对三的对江不利的形势；其实，只须开某种“扩大会议”，就能改变这种态势。
元老们的态度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但“老人”中亦不乏“小人”。以活着的“大元老”薄一波为例，他靠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平反冤案，而卸脱了“大叛徒”的罪状，接着就成了邓小平指导政治局常委工作的“大行走”；最卑鄙的是，他恩将仇报，不遗余力地组织打击胡耀邦。如今他的子女，有的做官，有的经商；既得了如此多的金钱和利益，死了还少不得一块婊子的牌坊。对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你又能寄托什么希望？
江泽民要抗拒自然规律，或者要上历史的耻辱柱，都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江先生不服从共产党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或约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行为；老百姓无权为江泽民的行为做出处置裁决。但这些规矩和约定，都是用大陆人民的饥饿、鲜血、生命以及承受过的迫害换来的，因此也是中共向大陆人民欠下的债务的偿还契约；如果由江泽民一个人决定废弃了它们，就不仅等于是共产党赖掉了过去的帐目，而且大陆人民有可能在一个失智老人的统治下，重沦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