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所以，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政府成为现代社会的法律约束和公共道德约束的首要对象，政府不仅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而且公共道德对政客要求远比普通人苛刻。比如，婚外恋比比皆是，但克林顿的婚外恋就要接受全社会的道德置疑、检查官诉讼和国会听证。政府守法和政客守德，不仅是建立政府的信誉和权威的前提，更是建立社会诚信的前提。法律之权威对政府的约束能否有效，政府是否遵从法律的权威，政府能否向民众兑现承诺，当政府意欲背信弃义时法律和公共道德能否强制其守信，当政府已经违法背德之时社会能否追究其责任……这些都是衡量法律制度是否善待人性、社会的公共道德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志。
以政治权力的贪婪本性和政坛争斗的诡秘黑暗而论，政府的守法守信绝非自愿的选择，而是社会的制度安排强制的结果，权力来源的民间化、权力的分立、公民权利和公共舆论的独立……的制衡和监督，其目标只有一个：强制政府必须守法和守信。而这一切约束的有效性，来自超乎整个社会之上的法律约束和公共道德约束的有效性。每个公民、每一团体和政府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不能违背社会公认的公共道德。人们对政府权威的遵从和相信，固然有合法暴力的垄断行使为最后手段，但在根本上是民众对法律权威的自觉信任，来自对法律之道义来源的高度共识。在一个法治健全和诚信普及的社会，对法律和公共道德的信守，首先应该来自民众和政府的共同承认和共同信仰，即依赖于官民双方都自觉遵守的相互信任；其次依赖于法律和民间社会对政府强制约束，统治者或其他强势者如果敢于以身试法、敢于忤逆民意，其结果就是民间收回自己的授权和信任，让统治者丧失政治权力，让强势者信誉扫地。
而对于鼓励不公平交易甚至抢劫者的制度来说，政府的权力肯定得不到法律有效制约，更逞论道德良知的内在约束。法律不是来自社会公认的普适道义，而是来自统治集团甚至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当统治者的意志被法律化，也就等于把一己私利变成公共规则，法律和道德的天平就只向统治集团倾斜，政府既是法律的制订者和道德立法者，又是仲裁者和执行者。这样的制度，必然导致公权力沦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其政府必然是背信弃义的，政府及其特权阶层必然膨胀为最大的抢劫者，利用特权之利器逼迫别人交出自己的财产。政府的背信弃义，由于得不到事前的预警防范和事后的追究惩罚而变成家常便饭，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社会的诚信沦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民间面对的是一个无诚信的强大政府，政府的背信弃义必然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对于每个参与交易个体来说，讲诚信，既有风险又无利益，而欺诈，既风险最小化又暴利最大化，何乐而不为！
中国古代的帝制社会，尽管在实质上是道统和法统合一，道统服务于法统，二者服务于皇权。但在表面上，还有法统与道统的分离，儒生集团还能够祭出道统来约束皇家法统，皇帝行使权力之时，多少还要顾及道统的制约。而在中共执政后，法统和道统彻底合一，就连面子上的分离都被取消，政治权力得不到任何制约，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背信弃义和抢劫民间财富。前脚把土地分给农民，后脚就全部剥夺，以至于农民丧失了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土地；刚才还说保护民族资本家的财产，转脸就是公私合营就是工商业改造，几代人辛苦积累的个人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以至于个人连合法拥有一分地一分钱的权利都被剥夺。与此相应，分散的个人对政府的信任，完全建立在强制和愚民之上，只能短期内有效。愚昧的民众一旦觉醒，政府的权威和信誉在他们内心深处便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也随之崩溃，政权的维持也只能诉诸于恐怖和收买。
在由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过渡的时期，抢劫和欺诈是一对孪生兄弟，欺诈式交易是抢劫式再分配的必然结果。“打土豪分田地”的劫富济贫式再分配，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满足社会对平等或公正的要求，政府也可以赢得民众的短期信任。但是，实现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前提是暴力革命及其专制强权，这样的分配，首先在道义上与手握利器的拦路抢劫没有实质区别，只不过单个劫匪的例外行为扩张为组织化政府的惯例行为。所有的稀缺资源都掌握在政府及其权贵的手中，政府以此为要挟换取人们的驯顺和忠诚，而发自内心的信任则难以维系。其次在效益上无法长期为社会提供可供分配的财富，普遍的贫困必然随之降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将逐渐瓦解。再次，抢劫式的财富再分配，使人的自利和良知同时遭到压抑乃至毁灭，造成的不仅是人性的非道德化野蛮化，还将从人性的根基上破坏支撑财富再生产的动力和能力，破坏交易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和诚信。最后，由于政府信誉的丧失和财富再生能力的频于崩溃，强权抢劫式分配无以为继，而不得不重新求助于交易式分配，求助于人的自利天性，求助于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和能力，被压抑已久的自利人性就会畸形爆发，暴发户式的财富饥渴激励着不择手段的贪婪。
在大陆，极权社会进入后极权社会，固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在制度的独裁性质并没有随之同步转型的情况下，代替政府的抢劫式分配的，绝非权利平等的交易式分配，而是权贵的垄断式分配。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分配的最大获益者不是抽象的政府或全体国民，而是具体的特权阶层。但是，利用垄断权力掠夺社会财富的抢劫式分配的本质没有改变。与此相应的交易模式，绝非平等交易和信守契约的诚信经济，而是恃强凌弱和不择手段的欺诈经济。换言之，在强权不变的制度下，独裁制度对人性和诚信的毁坏乃一脉相承，政府抢劫之后必然是权贵和暴民的共同抢劫，普遍恐惧下的小心翼翼之后必然是普遍贪婪中的胆大妄为的欺诈。
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使政治诚信荡然无存，邓、江时代的利益至上使商业诚信荒漠化，假冒伪劣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域，而且已经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俄罗斯、在欧洲、在亚洲，屡屡发现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中国出口的蔬菜茶叶等产品，农药遗留含量超过进口国规定的180倍！假药在国内屡屡造成对生命的毒害，现在也在新加坡日本制造了肝功能衰竭、甲状腺功能亢进甚至多人死亡。无怪乎俄罗斯媒体因惊呼：“新一轮可怕的‘黄祸’正滚滚而来！”
虽然，与毛时代相比，邓江时代政治上的背信弃义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基于一党私利的的翻云覆雨（先是对西单民主墙，利用之后便全面镇压；继而是对思想解放运动背信弃义，发动清污和反自由化；最后，终于彻底抛弃政治改革的承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但是人们更关注经济领域的诚信荒芜，而经济领域的诚信荒芜，其首要祸魁必定是政府失信。
《江苏经济报》3月26日报道，仅官方公布的由于诚信匮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5855亿元（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而最近，另外两项针对企业家的调查结果说明：在大陆民营企业家的眼里，当下中国的诚信沦落的关键原因是政府的失信。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显示，在综合痛苦指数表中，市场交易中的缺乏诚信排名痛苦指数第一，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排在第二，而这二者显然都与权力市场化密切相关。另一项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关于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调查显示，该省的私营企业家的信心不足，除了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环境等原因外，政府部门缺少诚信是更重要的原因。
政府失信可以不被追究，党营国企的失信也连带得不到严格惩罚。因为国企是党产，法人是中共官员，法律偏向国企在中国的制度下是理所当然。国企拖欠银行贷款逾期不还，仍然是债务关系，还可以借债转股解套，而私企的同样行为就会被定为金融诈骗，其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法人入狱和企业倒闭。比如，中国企业偷漏税严重，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朱 基最近号令向富人偷漏税开刀，但在实际上，最大的偷漏税者非国企莫属。今年，杭州市国税局对251户中央在杭企业进行税收检查，查出有问题企业116户，其中烟草、石油、石化、证券、房地产五大行业在杭的45户中央企业，偷漏税尤为严重。同样，国企偷漏税，其责任人至多被免职而已，而私企偷漏税就要负刑事责任。
很能说明政府无诚信的经济大事，无疑是国有股减持政策。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乃为政策股市，政府或朱熔基关于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都会造成股市的巨大波动。国有股减持政策在最近一年中的争论和反复，搅得股市天翻地覆。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驱动而推出减持政策，而上万亿市值的损失则主要由散户承担，严重挫伤了投资人对政府的信心，股民们用脚投票的抗争也就在情理之中。政府之所以如此朝令夕改，固然有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抗拒在起作用，也说明了市场经济为投资个体保卫自己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但是，在股民用脚投票的背后，完全是执政党的私利作祟。政府看到，减持政策使股市大跌并长期疲软，既未达到筹集福利基金和为国企捞一把的目的，又因巨大的市值蒸发而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现在，又正是十六大综合症的发作时期，不仅需要更严厉的社会控制，也迫切需要营造稳定繁荣的假相，停止减持所带来的股市暴涨当然有利于繁荣稳定，符合中共在十六大前后全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利益诉求。于是，执政党的政经利益驱动政府的翻云覆雨，强权加流氓的面目暴露无遗－－宁可我负众人也决不让众人负我”。而被搅乱的只能是可怜的股市，被捉弄于股掌之间的也只有可怜的民间投资人。
在中国，党政高度合一的政府权力高于法律权威，法律的制定、仲裁和执行皆以执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可以失信到连自己制定的恶法都不遵守的地步。因此，企业的市场环境不可能不恶劣，政府的朝令夕改和屡屡失信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守信的市场。而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旗帜下，把畸形的社会不公解释为改革必付的代价，重弹“凡现实即合理”的极端实用主义的老调，鼓励一种毫无诚信的投机行为。在既得利益的作用下，在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暴富比赛中，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和毫无诚信的腐败行为，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这种中国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在道德上导致了双重责任的荒芜：受害者逃避基于良知的反抗责任，作恶者卸下了承担正义（法律）惩罚的责任。这样，面对邪恶和灾难之时，人们的无动于衷就会不受良心自责的影响，也就等于为已经被捆在道义的耻辱柱上的人性之敌松绑。
2002年7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 7/28/2002 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