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章还由此及彼，联想到当局“整顿”的许多“前科”之举：1999年，“11.24”烟台海难后，正在营运的九艘客货滚装轮“一刀切”地全面停航接受检查；2000年，“3.29”焦作大火死亡74人后，当地政府为“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将全市742家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全部关闭；去年，江西万载鞭炮爆炸事故后，当地政府立即宣布江西全省退出鞭炮生产行业，将鞭炮生产这一传统产业“一禁了之”。
《光明日报》 7月23日钟言的文章，明确、尖锐地批评说：一家网吧出事，就关停所有的网吧。这种“封杀”型的运动执法，“显然有悖于行政执法的程序。因为政府作出对影响公民和法人利益的重大行政决定之前，原则上应事先以召开听证会的形式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况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种行业的发展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对网吧、娱乐业、鞭炮业等特种行业有监督管理权，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将这些行业逐出市场。”
人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封杀”型执法都是在出了事故之后而变得雷厉风行的。许多人撰文质问，出事之前执法部门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却长期放任不管？以“查封”黑网吧为例，据报道，北京现有网吧2400多家，但“三证一照”不全的黑网吧就多达2200多家，占了92％。其中有一半没有任何证件，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平时是怎么监督管理的？
钟言的文章还说，“封杀”型执法，“不仅容易殃及无辜，这种一阵风式的管理和集中整治，就像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难以从根本上达到目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哪些属于政府的职能，哪些属于企业的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愿在今后的日子里，“封杀”型的运动执法能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依法行政、规范管理。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文章，质疑当局这种“封杀执法”背后的荒谬逻辑。钟言的文章就质问：“是不是因为道路交通事故频发就得关闭汽车业，酗酒者危害社会治安就得取缔酒类生产企业？”
人们记得，两三年前，媒体在遵从当局指令批判法轮功时还宣传过类似逻辑：法轮功信徒有人自杀，说明法轮功该禁，没有人想想如果有人谈恋爱失败自杀，是否就得禁止恋爱。从这次“封杀执法”媒体和民众的不以爲然，不难看出社会心态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