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在热门人选中是职务最低的，这也正是十六大人事的玄妙之处。
上京任江总助手得邓小平慨允。
曾庆红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作为江泽民由沪赴京的唯一助手，一同来到北京，有传这得到邓小平的慨然允许。邓小平当时讲了一句话：“红花也要绿叶扶”。被邓小平捧为绿叶的曾庆红到北京之后该有怎样的作为呢？人们看到的是他立即代替六四中代共产党受过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接任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一职，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要职，此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
到了十四大，曾庆红只是一名十四大党代表，可是他却于一九九三年晋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与担任过这一要职的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这些显赫的前任们相比，曾庆红连顶中央委员的帽子都没有，但他的权力与前任们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担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内外都奉称他为“中南海大管家”，江泽民一系列重要的国事外事活动中，曾庆红都侍奉左右，显得他的地位份外突出，九七年香港回归，他也随江泽民要出席盛典，在台上就座，官方称他为“特别助理”，这四个字的涵义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十五大，曾庆红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一中全会上，又跻身政治局，但只是两名后补委员中的一个，同时成为书记处书记，他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平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掌管中共地市到省部级官员的任免升降。曾庆红在组织部长任上的权力超过中共前任的各位部长，以前的组织部长们不过是个伺职，真正管理任免干部的权力在中央。而曾庆红则是实实在在替江泽民选拔着干部，管理着干部。尤其在上海APEC会议上，曾庆红成为仅随江泽民的几位官员之一，风头压倒了江之外的六位常委。因为曾庆红权力的炙手可热，十五大期间有过几次他晋升政治局而受挫的消息，但事实证实那只不过是谣传而已。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经十四大到十五大，曾庆红从职务上升迁都是最快的，超过中共诸多政治明星。但他担任的职务又总是显得太低，与拥有的权势不相匹配，这就是曾庆红独有的玄妙之处，使他在中共的政治角力场上，始终拥有蓄势待发之长，换言之可称他为一匹始终的政治黑马。
元老级家庭背景的政治优势
曾庆红的父亲曾山生前在华东地区和北京的核心层身居要津，建国之初，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继而调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与当时的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有良好的关系，以后，相继担任过交通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文革中，曾山是少数没有被毛泽东打倒的高级干部之一，于一九七二年死于心脏病。
家庭背景使得一九六三年从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的曾庆红搞过一段技术工作之后，立即转入仕途，调入国家计委给副总理兼计委主任余秋里当秘书。余调解放军总政治部当主任之前，曾和曾庆红谈话，问他愿意留在地方，还是到部队，曾庆红全家人为此开会研究，权衡很久，决定还是留在地方。余秋里正式将曾庆红调到石油工业部门，历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厅副处长、海洋石油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工业部外事司副司长、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
一九八四年，曾庆红调到父亲曾山的老根据地上海市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成为这位官场子弟突飞猛进的开始，从此真正挤入太子党的行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高杏文是余秋里老部下，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又从电子工业部部长调任上海市市长，这样的上下级关系，使得曾庆红飞快地升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
江泽民倚重曾庆红，既有家庭背景又有个人能力，江泽民自己虽也算得中共烈士子弟，又在中央部委工作多年，但与曾家属于中共元老级人物的党、政、军关系相比较，只能算得小巫见大巫。曾庆红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主管组织人事，同时兼任市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他对政治宣传、理论教育、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的管理很快出了名，与江泽民配合十分默契。曾庆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上通下达，他不仅依靠家庭的优势，在党政军高层迂回穿插，同时也俱有自身的优势。凡接触过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为人和善、善于建立广泛的人缘关系。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八八年曾庆红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三家上海报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会上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以曾庆红这样身份和背景的人，要如此利用和赵紫阳、胡耀邦都具有良好关系的《世界经济导报》，可谓别有心计。
查封《世界经济导报》扮演关键角色
在江泽民崛起的政治生涯中，曾庆红做过几件事，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点连曾的家人也不否认。
第一件是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送上一份“请战报告”，这份报告经过市委书记李锡铭亲笔修改，说明学潮实际是经过两年酝酿、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其中不乏这样的判断：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吗？该报告提出：只要中央给政策，我们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份报告当晚拿到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总书记赵紫阳已于前一天，坐专列从北京赴朝鲜访问。与会者一致认为学潮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会议决定由杨尚昆和常委第二天上午一起向邓小平汇报政治局讨论的结果。
四月二十四日同一天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第四三九期，因为该期刊登了在京举行的约有四十多著名学者和记者参加的“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发言专辑。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邓小平四二五讲话，由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捉刀”完成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上海市当天召开的万人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江泽民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率工作组进驻该报整顿。
据广泛的报导，是曾庆红将北京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内容报告给江泽民的，曾庆红还和宣传部长陈至立一起，审查过《世界经济导报》四三九期的清样，要求删去精髓内容。其实曾庆红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北京学潮发生，江泽民在上海拿不准主以意，曾派曾庆红到北京，走访很多人家，从党、政、军各方摸清了中央的脉搏，已将学潮内定为“反革命事件”，曾庆红回到上海，江泽民就对《世界经济导报》下了手。四月底至五月份，北京一连二十多天没有音讯，邓小平不见了，躲了起来，李鹏和学生对话也停止了，只靠杨尚昆留守。江泽民仍然根据曾庆红带来的信息，不顾全国的声讨，对导报的处理寸步不让，并以组织工人纠察队等措施，维持上海秩序。这一系列做法，都令邓小平十分感兴趣，认为江有独立治乱的能力，对江的评价非常不一般。
在五月二十一日邓家举行的八老会议上，决定撤换赵紫阳的总书记，陈云、李先念提名江泽民接任。二十七日邓家继续八老会议上，邓小平拍板江任总书记。其余七老随声附合，其内情只有江知，曾知，曾对江功不可没。
两个春节侍候老邓，为江扭转乾坤
江泽民主政的头三年，谨小慎微，经济上跟着李鹏，全面收缩大搞治理整顿，令经济滑坡，高通涨居高不下。政治上在六四和苏联八九冲击下，晕头转向，竟然重新扛起了“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大旗，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全面停滞，令邓小平十分不满意。为摸清邓的意图，曾庆红连续运用大手笔，策划了两件大事情。这就是九一年、九二年邓小平连续两个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而且住的时间很长。这两个春节都是曾庆红通过关系一手策划，而且是他一手负责安排的。这两个春节不仅改变了上海，也改变了整个中国。
一九九一年一月，邓小平率全家到上海，二十一日视察浦东开发区，听取并称赞当时的市长朱熔基开发浦东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的汇报。因邓小平的到来，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党政军要员都赶赴上海，听取他的谈话。邓小平离沪后，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些”被誉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一场北伐。当时北京中宣部竟派人到上海调查皇甫平的背景，查到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班子的笔名，有计划要全面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二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朱熔基由上海市长升为国务院副总理，被评论为十四大完善江体制的第一步。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儿女的搀扶下，进行南巡发表讲话，南巡最后结束地仍是上海。在上海他与中顾委主任陈云会晤，他对陈云说，“我们这一代老了，有些本本的东西放不开。放不开，下面就不敢动。如果抱马克思主义的书放不开，共产党就会变成不合时代的政党。”
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会议强调的所有问题，都是强调要执行小平路线。
同年十月，十四大举行，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目标。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两到上海，恐怕十四大决议会是另一种样子，做报告的很可能是另一个人了，因为九一年春即是南巡的前奏，九二年初南巡虽然在武汉，在深圳都对江泽民、李鹏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春节在上海却是一完美的和解，是给江李转弯子的机会。
十六大还要送江一程
十四大、十五大的十年是江泽民巩固和发展核心地位的十年，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到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使得江泽民已发展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的中共党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江泽民发展的每一步都体现着曾庆红的努力和腔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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