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数归老天管的唯一之外，别的东西都是可以选择的，也是应该可以选择的。至于说到人的社会属性，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应该是唯一的，如果有什么被“唯一”了，那一定是被强加的，是没有道理的。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那倒主要不是说他们生理上的差别，而是说人有不同的心思、秉性和主意，这种后天造成的差别是如此根深蒂固让人看起来就象天性一样，没有办法改变。比如我们有时说某人生就的坏脾气，焉知那不是后天让人给惯出来的？可我们觉得那脾气就象从娘胎里带来的一样让人无计可施。或许从这些多样性里一个真诚的道学家会发现更多的丑恶，一个热情的革命家会找出更多的发动改变人们心灵世界的革命的理由，但正如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也曾亲眼看到的那样，任何消灭多样性的社会实践首先就是巨大的罪恶，伴随而来的总是令人绝望的残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仅仅承认这些差别的客观存在，而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无论这个选泽涉及政治立场，还是生活方式。政府的职能不是依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来强行校正百姓的选择(实际上政府倒是能做到这点)，相反它应该依照法律保护少数以免除来自多数的暴力镇压。
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什么事情都讲个统一，说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动不动就要老百姓统一思想一把，现在想一想连笑都笑不出来：思想怎么会统一呢？可是它的社会实践在其全盛时期曾经使不少人心醉神迷，并不象我们现在说得那样可以轻松地一笑了之的。坚持让十几亿人经年累月齐声都唱一首歌的实际结果丑恶无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允许张嘴的人的确都唱一个调子，但是因为思想通常与公开言论并不一一对映，如果不是全然相反的话。那些心里不以为然的我们不知道，那些开口反抗的都被杀掉或关起来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当看起来我们已经卯足了劲儿要解放别人的时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自己就在那里杀得你死我活了，这统一思想要从何谈起呢。现在的情况比当年还要惨淡些，官方的宣传一天到晚致力于统一思想，可是问问我们自己如果不是迫于无奈在嘴上让他们一道，谁真会相信这种十足由暴力支撑的谎言呢？为什么不可以置疑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呢？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任何想挑战这些谎言的必得准备承受诸如失去公职、连累亲属、流离失所和衣食无着，必得准备穿囚衣，吃牢饭。眼前杨建利就是一个例子。共产党现在恐怕忘掉他们过去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真理不辩不明(我发觉他们不再用这句话了)。设一个讲台，全国老百姓作听众，一边是杨建利，另一边是共产党中的随便谁，讲各自的道理给大家听好了。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家伙可有这个雅量？在中国连这样一个公允的问题都是不能提出的，因为象无数个其他的问题一样，特别是只涉及常识的问题，都可能置疑共产党的统治。其实全世界每一个民主政府天天都在接受这种置疑，置疑本身对那些职业政治家们说来简直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巴不得呢，不然他们非失业不可。而我们有的却是这样一个制造唯一的政府，它虚弱到连辩论的愿望都不能听，强大到可以让绝大多数人相信也许真的没有人敢和他们辩论。
设一个讲台的设想在现在的中国是绝无可能的。我只是用它来说明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唯一是如何形成的。我听到的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共产党是不好(不用感谢上帝，现在这个认识是常识)，可是没有它，天下会大乱，因为看不到可以取代它的政治力量。你看，“唯一”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无所不在，以至于当思想力图展开它对多样性的探讨的时候，原本富有活力的意识却又收敛于可悲的唯一一点：我们没有选择呀。
早就该打破这种关于唯一的迷信了。反抗暴政的历史与暴政的历史同龄。我们已经看到所有在中国发现的那些唯一都是由暴力来维持的，也就是说统治的唯一来自于唯一的暴力，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同样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统治者整天处心积虑地消灭或迫害任何可能出现的唯二、唯三，他们当然会变成唯一的，因此唯一的统治全不是因为它的文治武功的辉煌使百姓为之折服、反而是它因为对自己乏善可陈的政绩产生的恐惧。明白这一点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不然现在这样一个毫无道义基础的统治倒被人说成是天造地设般地完美，一个作恶多端的统治反到被赞颂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英明，岂不是太荒谬了。今天的时代多少有些不同了，我们除了摈弃这不正义的唯一以外，应该认识到已经有人勇敢地公开地向唯一挑战了。在孤立且闭塞的人们受到压榨和欺凌的时候，报怨其他人的冷漠、感叹人心不古、世态焱凉，说老天不长眼，真是值得他人同情伤感。但是如果我们眼睁睁看着为民众挑战邪恶的“唯一”的人就站在那里却还再重复唯一的神话，是打算以此来掩盖我们自己的毫无心肝，忍辱偷生，还是真的已经失去了常人应有的感觉？
不用多说，谈论有众多党员、掌握着几乎所有资源的共产党和杨建利之间的力量对比似乎太不着边际了。这似乎可以成为唯一论者的一个最为有力的论据，这怎么斗得过呢？
看到一些文化人在武力制造的唯一面前由绝望转为逢迎，由不知所措转为其势汹汹，实在是让人感叹万分，要知道他们中大多数恐怕是连枪拴都没有拉过的。有些在战马上征战了一辈子的人倒是非常清楚武力的有限。那个曾经征服过几乎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拿破仑说过，世上有两种东西最为有力，一是武器，二是思想，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思想更为有力。不拿枪的打不过拿枪的，这应该毫无疑问。不过如果不拿枪的不在武力较量上与拿枪的一争短长，就绝对无法取胜吗？杨建利就不相信武力，为此他写了许多东西，做了很多事。在他身上体现的智慧和勇气恐怕就远不是武力可以比拟的。
其实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正如胡平先生早就说过的那样，在专制倒台之前，人们会怀疑这样的统治怎么会结束，在专制灭亡之后，人们会惊讶这样的统治为何曾能维持。力量的对比转换早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杨建利，如他及他的同仁们所确信的那样，代表现今世界文明的潮流，即人权、自由、民主和法制。看看所谓共产主义阵营的版图在过去的十多年是如何以惊人地速度缩小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一个阵营了。在这之前即使是最乐观的西方政治家也在发愁或许仍然需要很久才能看到出路。在九十年代初目睹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国家相继倒台时我曾和一位朋友讨论剧变的原因。他说看着这些强大的帝国倒塌总是令人难以相信。我说我也有同感，但我也由此认识到正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因而绝不可能在一天倒塌一样，帝国的倒塌从它兴建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它始于第一次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抗税，学生的示威，始于第一场为暴力所终止的讨论，始于第一批善良而勇敢的囚徒的徒刑，它始于无数被残害的生命，也始于无数被扼杀的爱情。这就是文明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良知和理性对专制的反抗，是多样的生活本身对极权的反抗。可以说柏林墙在第一个被射杀的越墙人倒下的地方就开始倒塌了，力量对比原本应该是这样来计较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