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阻力仍然存在，而且相当顽固，主要来自体制性的所有制歧视。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公民自己创办企业事业，北京政府设立了种种禁区：譬如：国民不得自己筹资开办银行、保险、通讯社、出版社、报纸、杂志、电话公司、电子网络公司、大学、航空、铁路、公路…….等等。总之，举凡与国计民生关系极为重大的企业事业，都不许国民染指，而是国家垄断。
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了崭新的情势。上述列举的不准中国人染指的禁区，现在按照入世协议，其中大部分将逐年(一到五年之内) 对外国人开放，对外国资本开放。这样，就势必造成某种“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即： 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享有中国的“国民待遇”，但中国国民自己在国内反而不能享有“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加上国有企业）享受的“待遇”要比中国人自己出资办的民营企业要高。很多外企（和国企）能做的事，民营企业不能做。于是，北京历年来极力煽情渲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赫然出现在了中共自己圈定的“御花园”门口。其景蔚为奇观，直欲令人喷饭。这里反映出的逻辑，这里折射出的心理，是颇耐人寻味的。
事有不平，不平则鸣。于是，面对这种荒谬的“反向国民待遇”，中国企业家们，作为如假包换的中国国民，要起而争取自己天经地义堂堂正正的“国民待遇”了。他们诉诸法律，起诉中国官方机构，状告其“歧视本国公民”。 一个典型案例是，上海有个民营企业要办银行，提出申请，银行管理部门拒不批准。于是被这个民营企业告上了法庭：问为什么你让外国人来办银行，却不让我们办银行？并且提出：国家有政策，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你为什么还不开放？当地方法院把这个案子驳回后，该企业后来又再次上告到高级人民法院。究竟成败如何，尚在过程之中。
其实，成败姑且不论。 鉴于中国尚无独立的司法体系，目前胜诉的可能性并不高。但重要的是，这类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它们打开了一个动力系统的阀门，从而使制度改革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特别是，此类官司倘若放在WTO的司法系统中去裁决，其胜负的结论恐怕就很不一样了。况且，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司法系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WTO司法结构与国外司法独立运作的日益强大的影响下，它们无法不在形式上靠拢专业化的水准并摆出某种独立的姿态。届时，这台制度改造和创新的戏就演活了。
传统上，西方主要工业国，特别是英美普通法系统国家，其制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谓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导致的。所谓诱导性制度变迁，是指各利益主体在各方都有利可图时（所谓双赢或多赢格局），通过司法案例的确立而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美国的案例法特别容易导致大量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出现，所以制度时时创新已经成为美国常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今天，随着中国进入WTO这个巨型的“制度磨合器”，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中共过去一系列不合国际规范的所谓“中国国情式”的制度正在进入历史性的“转型磨合期”。这一过程，将影响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绝不可等闲视之。
－－原载《观察》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