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冤枉马克思，说他不讲自由。《共产党宣言》里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惜，我们挨个观察从列宁到现在江泽民的共产党制度，没有一个不把自由踩在脚下。
也没有人冤枉以巴黎公社流氓者起家的历代中共独裁者，说他们不讲民主。毛泽东从延安起就一直讲。在从农村打进城市时，“要民主，不要独裁”在蒋区是深得人心的口号。《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还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毛泽东对西方民主制的优越性看的很清楚。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也不傻，他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虽未经被代表者授权，也力图标榜自己代表多数(民主=多数取胜)。但从文革、6.4到镇压法轮功，中共领导者都是一人定夺，置多数与民主为屁事，证明自己是独裁者。
也就是说，对中共领导人而言，实行自由民主不是一个认识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表面的制度问题。实际上，中共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已定下了普选制。第四十九条也说，国家“保护报导真实新闻的自由。”那么，中共领导者为什么在实践中推翻自己承诺的自由和民主，坚持独裁？
西方理论看到了“权力导致腐败”的现象。古人看的远为深邃，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中共领导者不愿开放自由和民主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克制自身的欲望。
53年9月，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之前，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列席政府会议。今非昔比，当年梁在北大教哲学，毛是图书管理员，如今毛是首脑，梁是陪衬。梁直言农民疾苦。毛一下撕去民主与自我批评的画皮：“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的权力欲和嫉妒心一览无遗。6.4中邓小平对赵紫阳处理学生的态度，99年江泽民对朱ड基处理法轮功4.25请愿的态度同样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权力欲和嫉妒心。
鲍彤假设，如果共产党把1949年到2001年长达52年执政的岁月，用来执行共同纲领，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实行多种成份兼容的经济文化政策，中国早就可以进入文明社会了。愿望是好的，但机率小到不可能，因为毛泽东并非华盛顿，江泽民宁要宋祖英。
胡平的“负债”理论(最近的一次阐述在哥大讨论会)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的负债越大，如6.4屠杀又加上镇压法轮功，它就越不愿意放手。况且，老百姓的的期望值与放手的程度成正比，使中共更不愿放手。换句话说，久假不归与欲渊难填是相补相成的。
中共领导者的纵欲也就构成了中国自由民主的原毁。韩愈在《原毁》中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中共领导者固然称不上君子，假用此典，我们却看到他们不能严以律己，在个人欲望与自由民主的选择上，牺牲自由民主以满足私欲也就是必然的。
对比之下，我们看到法轮功成员个个都在修练心性，从自身做起。这不是在创造自由民主的基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