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靠民族主义和愚民政策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他们用来蛊惑人心、蒙骗民众的美妙的政治承诺，从来就没有把人民的利益视为值得尊重的利益，也从来没有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本党特权阶层的利益。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只要稍作比较、分析就不难发现，在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有勇气明目张胆地忽略它所统治的人民的利益，因为只有共产党才会恬不知耻地高唱“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
“三个代表”与“为人民服务”
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不过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冗长的同义反复或者画蛇添足。江泽民领导的共产党不仅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代表人民，反而让人民承担中共政权全面腐败的沉重包袱。勤劳的中国人民，无论多么勤恳、多么努力，也无法填补共产党全面腐败的漏洞。共产党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政治社团。人民是一个国家的各种社群的总和。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可能是一致的；即使在一致的情况下其一致性也是非常短暂的。在正常条件下，这三者的利益是有先有后的，而且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该总是高于政党的利益。然而，在每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共产党总是以类似的方式，为维护共产党的超级利益而不断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胡核心”如何掌舵是未知数
江泽民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后，假如胡锦涛能顺利接管中共党政军大权，中国人民能否呼吸到新鲜空气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人民已经听腻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凡是”，“两个文明”，“三个代表”，“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等政治怪数儿论。如果胡锦涛也将陶醉于类似的怪数儿游戏，那么与毛、华、胡（耀邦）、赵、邓、江等相比，他将肯定是个最蹩脚的－－这样说不是因为胡锦涛没有能力玩这种游戏，而是因为这种游戏已经过时了。八九年学生上街喊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时，官倒、腐败好象主要与高干子弟和特权阶层有关，或者说只是局部性的。江泽民在位十多年，中国的政治术语也随着政治现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下面的三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倒”不如“贪”更有效，“官倒”需要特权，而“贪污、受贿”只需要实权，“无官不贪”的现实取代了特权阶层以权谋私的局面，于是“官倒”这个短命的词汇就从现实政治中消失了。其次，九十年代之前共产党把以权谋私、请客送礼、挥霍公款、乱搞男女关系等统称为“不正之风”，认为这是可以通过批评、教育得以纠正的，不需要动用司法机器，因为司法机器是专门用来专政敌人的。然而，江泽民掌权以来，纷繁多样的“不正之风”公开地刮了起来，到了无风不歪、好人怕坏人的地步。于是，“不正之风”一词也就没有必要了。再者，九十年代之前，“腐败”一词对共产党而言是很敏感的，因为它自以为党政干部蜕化变质毕竟是个别现象，若使用“腐败”一词，会给人以“烂了一大片”之嫌。然而，江泽民掌权以来，随着中共官僚贪污受贿等特大腐败案之相继曝光，“腐败”一词也禁不住出现在官方报纸上。据统计，“腐败”一词虽然大都用在具体案件的简短报道中，其出现频率之高已经仅次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大超过了“两个文明”、“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等中共在邓时代用惯了的核心术语。这些变化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共已经进入体制化全面腐败的“伟大历史时期”。在江核心促成的汹涌澎湃的腐败洪流中，“胡核心”将如何掌舵？逆流而上、顺流而下还是破斧沉舟、推行宪政？
中共面对覆舟的命运
“逆流而上”，在维护中共统治的前提下，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其结果必是覆舟。原因有三。其一，体制性腐败在经济改革的成果中快速发酵。事实上，早在中共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前，体制性腐败的酵就已存在，只不过发酵的条件没有成熟罢了。其二，全面腐败意味着“从叶到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教科文卫到党政军公检法，没有不腐败的；换句话说，腐败的燎原之势已把腐败本身变成了制度。其三，体制性全面腐败让所有拥有权力的人充当了社会邪恶势力的代表。谁抵制腐败，谁就是社会邪恶势力的敌人，就是中共腐败体制的敌人，就必然被这个体制所吞没。
“顺流而下”，继承江泽民只搞经济开放、不许政治改革的路线，任由腐败膨胀，其结果也是覆舟。原因有三。其一，只要体制性腐败不根除，畸形的经济发展必然加速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扩大贫富差距，必然导致广泛的政治不稳定。其二，中国人民是体制性全面腐败的最直接的受害者。虽然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温驯的人民，但当大多数中国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可以像罗马尼亚人民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暴政那样推翻中共暴政。其三，中国年轻一代中有远见、有智能、有勇气的志士在时机成熟时必然会挺身而出，领导人民正面挑战中共暴政。如果说八九年的学运本质上是来自中共体制内的要求改革的声音的话，未来的政治民主运动将公开地打出反共的旗帜。等武装力量中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觉醒、决定站到民主力量一边的时候，中共的命运可能要比二○○○年九月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命运悲惨得多。
胡锦涛应审时度势
“破斧沉舟、推行宪政”，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胡锦涛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审时度势，以大智者的宏伟气魄结束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统治，或者像晚年的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报禁，那么江泽民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红色独裁者。相反，如果胡锦涛决意像米洛舍维奇那样为全面腐败的共产主义专制作最后的挣扎，那么胡锦涛不仅会赢得这顶桂冠，而且他本人也会像齐奥塞斯库一样成为共产主义专制体制的陪葬人，因为中国人民不可能无限度地忍耐，让那些吸食人民血汗的政治骗子一代又一代地、一个核心接一个核心地统治下去。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