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年多前中国政府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到东南亚旅游时被海外旅行社敲诈，也采取了一些严格管制的措施来规范海外相关旅行社的行为。
新加坡人在中国若碰到类似遭遇或许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不幸被欺诈时一般上都不要期望有人会为自己出面维护利益。
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之前，许多中国房地产商趁着房地产热，到新加坡各大酒店推销所谓“价廉屋美”的商品屋。由于许多新加坡人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过去传媒很少综合及深入介绍中国的国情），结果被华丽的宣传广告冲昏了头脑，以超值的价格认购了数额不菲的房产。
更糟的是，有些发展商是存心不轨、混水摸鱼而来，他们不只是偷工减料，还夸大建筑与实用面积，蓄意不提供土地购置实况与产权证资料等，有些甚至早就计划在打完地基后卷款而逃。
多年来有上千个新加坡人先后被华而不实的信息所误导而做了盲目的投资，他们在这方面的失利何止是700万元，恐怕连7000万元都不止。
两者不同的是：700万元是血汗钱之损失，而且受害者皆是劳动阶级的中国人民；7000万元（或以上）则是多余的流动资金，受害者大部分是有钱阶级的新加坡人。
另一不同点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蒙受重大损失时，政府有义务出面协助摆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这种投资失利只能怪罪自己的眼光失准。
但是假设当年如果有熟悉中国国情的人士能够挺身，提供准确的投资及相关信息，或房地产专业人士提供实际的投资指南，又或许本地传媒能对时下热门话题展开深入报道，挖掘及评估有关课题所牵涉的各种潜在问题……只要有其中一项，或许就已帮助许多国人避免无谓的庞大储蓄流失。
新加坡人是可爱的，当他们在中国蒙受损失时，只埋怨自己不够智慧、经验不足，现在遇到中国劳工在新加坡被骗，仍然在京、沪、闽等地方，声援救助他们。
我真希望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与人民在新加坡人遇到困难时，能够伸出同情之手给予协助，并非只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例如中国朱镕基总理几年前针对新加坡商团询问如何处理在中国投资因人为因素失利时说：“我很同情你们，但这是目前中国的国情，这是体制的问题……”（大意如此）。语毕，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协助解决问题。
我们更恳切希望我国政府能够在国民遇到困难时（包括海内外），给予及时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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