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发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似乎对外来人有什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时正在一建筑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属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几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了。4月11日晚10点左右， 蒙(目龙)中被警察的一阵呵斥声惊醒，他们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必办的证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还被撕了)，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哀求，都毫无例外地被送到远郊的县里关了起来。后几经交涉，让每人家里寄300元不许问的什么费才让回家，当然还不能自由回，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着运回原籍。一路上，几个打工仔劳顿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时他们抱头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遭此厄运！有人甚至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城市来了！表兄因为舍不得几个月的工资，“五一”的风头过后，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问我是否认识公安局的什么人－－他担心“十一”又被清理。
另一件事是我亲眼所见。6月中旬的一天，因为加班，傍晚乘公交车回宿舍。车上人很多，有几个打工的农民带着大包小包，乘务员便不耐烦地显出一脸的鄙夷。下车时，农民包裹多，稍微慢了点，乘务员扯起了嗓子：“快点！快点！”还没等农民后脚落地，乘务员就一万个不高兴地关了门，偏偏夹住了农民的包，车子已经启动，农民吓得大叫：“快开门，夹住包了！”这下把乘务员彻底得罪了，打开车门，一阵声色俱厉：“真他妈农民！素质就是低！”
这一类事，以前也听说过，从没多想，但感受如此之真切还是第一次，并刺激了我的已不算敏感的神经。依照个人的经验，中国的许多事情经不起琢磨，只要你愿意去想，就准有想头。果不其然，一阵思想之后，问题接踵而至：农民进城卖苦力干脏活重活险活到底招惹了谁？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农民一直遭很多城里人发自内心的蔑视？造成国人之间这种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问题的后面是答案：根子原来出在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户籍制度上！
户籍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历代户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征赋纳税、稽查人口、调派劳役，并没有别的特殊含义。真正赋予户籍制度以特殊含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那时，为了在贫穷的农业国中搞工业化，政府确立了农业支援工业，农村保障城市，让农业给工业“输液送氧”的策略，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延续至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其标志就是19 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配套强化措施。自此，国人就被划分成了两部分：人口占少数的城里人(即城镇居民)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下人(即农民)，体现在身份上就是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墙：城里人享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生活福利等诸多优待；乡下人则没有这些优待！并且二者不能自由流动。
可怕的是，由于几十年的一以贯之，大多数国人对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都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是天经地义：自己一生下来就应该是城里人或农村人，从不考虑这种划分和规定的合理与不合理，更少有人去思考它的弊端。
我们可以说出几条：
首先，这种僵化的户籍制度最直接地、人为而强烈地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而且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伤害了农民的自尊心和生产积极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96年，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资本积累总额超过了2万亿元，约占我国全社会资本存量的2/3！这一切导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世所罕见，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全国6万多亿元储蓄存款中，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的存款还不足其中的30%！而这还不包括城里人占据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国债、汽车、别墅以及品种齐全的家用电器等等！
其次，造成了两大部类国人(即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感情裂痕。囿于长期狭小的生活环境、贫穷落后的教育和低下的经济水平，和城里人相比，大多数农民还非常贫穷，衣着简陋，谈不上见多识广，言行上土里土气。再则，城里人看到的大多数农民，总是在干那些脏乱差的体力活。所有这些让很多城里人脑海里形成了难以更改的印象：没文化的农民素质就是低下，因而对农民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鄙视！慢慢地，贫穷、落后、愚昧、保守几乎成了中国农民的代名词，连城里人骂人都说“真他妈农民！”虽然大多数农民在城里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但又必须有人干的脏活累活重活险活，且报酬低廉，城里人却并不领情，常听到的说法是农民在城里打工每年有多少资金流入农村，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一遇上什么坏事，第一想到的是农民；一有什么大事，就要把农民往回赶。而且各种歧视性的政策纷纷出笼，甚至连堂堂的《劳动法》也没有保护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的劳动权益的条款。有的城市还规定了许多较为体面的不许外地人从事的工种，农民进城干活必须有健康证。(下一步城里人生病是不是也要送到城外隔离起来？！)城里人如此歧视，农民怎么可能不反感？久而久之，他们对城里人会是什么印象？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僵化的户籍制度已与市场经济大相径庭，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几年，内需不旺的原因找了一大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很少有人提及农村购买力低下这个症结：中国的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当前的生产过剩是典型的城市需求过剩，广大的农村实质上处于无力购买的状态，整体上根本谈不上什么生产过剩。广大农村富不起来，仅靠城市的“富岛”是带不动经济整体持续发展的。再者，市场经济需要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现行的户籍制度却死死地摁住你，不让你随便流动。没有人才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哪有人才与劳动力市场？没有人才与劳动力市场，怎么可能出现繁荣的市场经济？况且，不久的将来“入世”后，我国的农业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农村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不打破城乡壁垒，仍然在户籍制度上抱残守缺，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及时的转化，那将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的户籍制度，也损害了我国的形象。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民，都是中国的国民，理应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去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制造事实上的国民之间的不平等呢？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种制度在法理上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么一件涉及全民的大事，理应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规定。但遗憾的是，翻遍宪法也找不到不让城乡人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条款。更不可思议的是，1958年的那个条例并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事实上它却比很多现行的法律还管用，执行得还彻底。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共和国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连孕育这种户籍制度的计划经济体制都已抛弃，宪法也修改了好几遭，为什么就这种户籍制度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继续如紧箍咒一般套在中国农民的头上？
如果说建国之初为了发展工业，建立这套户籍制度在短期内还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看看它在今天日益显露的弊端，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已然成了阻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块绊脚石！有一万个理由要废除这套僵化的户籍制度，但时下有一个理由在说“不”：一旦消除这套户籍制度，农民就会蜂拥入城，岂不天下大乱！联想到中国的人口，表面上看，这种担心非常有道理。
在此不妨作一番理性的分析，假设消除了户籍制度，人口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即自由双向迁徙(不光是农民迁往城市，市民如果愿意也可迁往农村)，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那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执着地往城里挤吗？况且，农民到城市定居也不是想进就进，还要取决于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是有无能力购置住房，另一个是有无正常稳定的收入。就前者而言，中国有多少农民能在城市购买住房？先富起来的毕竟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且这正好刺激城里低迷的房市；就后者而言，没有正常稳定的收入，已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怎么会贸然定居于城市呢？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曾到河北衡水市采访，当地政府规定，只要你购买了一定面积的衡水的商品房，你就是衡水市的市民，结果衡水的房市一直较红火，但也并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城市人口过速膨胀。
这里很有必要突出强调一点，由于长期实行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很多城里人在观念上形成了一个错误的思维定势：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他们的，农民就应该呆在农村，进城就增加了城里人的就业压力，等于抢他们的饭碗，不利于城市的稳定。细思之，这毫无道理，是典型的城市霸权逻辑。首先，农民进城干的大都是城里人不愿干不屑干的脏重险累而报酬又低的活，这叫抢饭碗吗？更重要的，我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属于全体国民，决不属于户口簿上限定的本市市民所有，它的繁荣更不能仅仅归结于本市市民的创造力。就以北京来打个比方，它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它的繁荣也不仅仅是北京人创造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凭什么不允许外地人公平参与竞争？
如果说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必将是意义更加深远的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没有理由再让计划经济条件下那套僵死的户籍制度成为跨世纪的制度了，中国人早就应该真正平等起来－－平等地分享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发展机会和全民所创造的财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流动和迁徙。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