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党内，尚且可以反对报刊"国家化"倾向，难道还能容忍社会上的报刊国家化倾向吗？国家垄断舆论工具，则是报刊国家化倾向的登峰造极。国家垄断舆论工具，必然导致如下后果：
1)限制文化选择自由。思想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文化开放时代，人们可以自由接触各种学说，见多识广。而且，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思辨能力也迅速提高。这些当然是产生思想家的丰厚土壤。但倘若国家垄断舆论工具，文化开放的局面、就难以形成，因为国家是唯一的出版者，显然不会出版对国家它不利的书刊。这样，文化非但不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天地，反而成了国家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强迫人们服从的工具。文化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了。
2)妨碍科学研究。国家垄断舆论工具，也就是国家垄断了批评的权力。这时，批评就不再是"理性的利刃"而恰恰是"专横的钝剪"了，因国家的批评总是"想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总是"错误地把个别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强力的命令当作理性的命令，……而把粗暴蛮横当作论据有力"。既然这种所谓"官方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并俨然作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规定科学家应该有多粗的胡须才能成为世界的化身，"科学研究的自由空间也就非常有限，科学的发展也就非常迟缓了。
3)败坏道德。马克思没料到国家垄断舆论工具这个怪物的出现，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制度是最坏的制度："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的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事实上，国家垄断舆论工具，比书报检查制度更坏：其所以实行书报检查，是因为还有非国家化的书报存在；而国家垄断舆论工具，则使这种检查成了多此一举──这时，除了国家和国家制造的"人民"的声音外，真的是一点其他的声音都没有了。既然如此，它对道德的败坏，当然更甚于书报检查制度。
4)腐蚀人民。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精神上的镜子。如果国家垄断舆论工具，人民的这一自我认识的形式就不复存在，就失去了"聪明的首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5)使国家失去安宁。既然公民只能发表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却为国家所欢迎的"愿望"，国家就无从接近人民的真正愿望。而正确的政策总是人民愿望的真实反映。如果人民的愿望不能自由表达，国家就缺乏形成正确政策的依据，从而导致决策失误，使人民不满。同时，舆论工具国家化，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使社会丧失了监督国家的有效手段，"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就难于清除，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就会加剧。由此可见，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