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大陆近十几年，人欲横流，人们要钱不要命的劲头恐怕已经有精神病患在起作用了。例如八十年代，广东韶关地区农民发现国际市场上砒霜价格很高，就纷纷搞起土法炼砒霜来，但不久发觉祸害惊人：很多人得了皮肤癌，土地寸草不生，便不干了。九十年代湖南和贵州的农民又接着干起来，政府大力制止，便偷偷干。明知是害自己、害子孙，仍照干不误了一年能赚一万元的诱惑太大了。在金钱的利诱下，人和物的界限被逐渐地抹煞。福建省连江县有三个村，成为贩卖儿童的集散点。他们用二、三千元买来一个孩子，转手卖到一、两万元。惊人的是他们的逻辑：“买卖小孩比养猪更上算：一头猪一餐要吃一大桶，一个小孩才吃一小碗。猪要养十来个月，孩子转手快得多。”按照同样逻辑，有的省就出现了以出卖为目的而生养孩子的专业户，一 村一 村的。
其次，江泽民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向社会宣扬着欲望、金钱和女色。现在“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舆论主流。发达国家繁荣了那么多年也未“娼盛”，大陆却在十几年里就完成了。“请客”不再限于吃饭，嫖妓成为社交的一项，社会底层也不例外。一个官员可以包二十三个、三十二个二奶，或者有一百多个情妇。人对自己的专业，对宇宙里和人世间万物万事压根就失去兴趣；除眼前生理器官的欲求对象外，再无其他乐趣可言。知识分子现在没有人为劳动者说话了；他们现在说的话是要劳动者自愿承担“历史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有一位作者甚至出来说，工人阶级也在改革中受惠了，他们下岗，不就是得到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吗？
一切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住诸多社会问题，暴力事件、刑事案件层出不穷。就以爆炸案件为例，一九八0年，长城上一对情侣的自爆，震动了全国。一九八八年，爆炸事件达到一千起，此后就逐年大幅度上升了，一九八九年达到两千余起。一九九二年增加到三千余起，此后居高不下，因而也就没有数字公布了。不过我们知道，2000年十二月十五日那一天，单是广东和西安就发生三十多起爆炸。
经济确是上去了，却是以人为代价的。文革结束，大陆是满目疮痍，遍野哀鸿。江泽民时代留下的将是什么呢？大陆的外壳是比一九七六年辉煌多了。但是大陆人的忧愁和怨恨，却比三十六年前更多了。那时候人们还有个希望，现在希望何在？当性病、艾滋病、精神病、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等扑面而来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陆人没钱看病了。一九七六年我们还曾期望“只有红领巾”一代成长起来，人的道德危机才能解除。而如今的红领巾已经在买官（班长，小队长）了，最高志向是“当大官，做大款”。文革留下的废墟主要是经济上的。江泽民之后，就是人的躯体和灵魂构造的废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