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如我想象中的壮观、美丽，从山清水秀的故乡来到这里，只觉得到处是灰土。前门火车站一出来，迎面扑来的就是高耸尘封的箭楼，不免令人感到压抑。但是一进北大，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可以公开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民舞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那时北大文学院各系科的新生都住在城墙脚下的国会街，就是当年曹锟贿选，召开伪国会的“圆楼”所在地，当时称为北大四院，今天是新华社的办公地点。程贤策一到校就担任了北大四院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我也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接着到来的是一连串紧张战斗的日子，我们都在工作中沉没，我和程贤策也就逐渐“相忘于江湖”。
直到三年后，我们又一起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那时，北大文、史、哲三系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去江西参加革命锻炼，他们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一些著名学者如唐兰、废名、郑天挺等也都在这个团，参加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行列，程贤策则是这个团的副团长，掌管着全体北大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这些全然没有社会经验，也全然不懂得中国农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突然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的命运，甚至有了生死予夺的大权！我们当然只有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按照《土改手册》的条条框框行事。我被派为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我当时不过十九岁，经常为如此重大的任务，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时甚至浑身发冷！当时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上级指示：要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农民才能翻身。我们村已经按《手册》划出了八个“地主”，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我们的、当地的一位副县长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来就是恶霸村长的“黑窝”，一定要狠批狠斗。他多次批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软，特别我又是个“女的”，更是不行。他多次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打倒地主威风，重新“发动群众”。由于总感到我这个“女组长”极不得力，后来终于亲自出马，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我们村，宣布第二天开大会，八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我争辩说，《手册》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他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又告诫我要站稳立场。我无话可说。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阶级），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看见“陈尸三日”。我不断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好不容易支撑了一整天，晚上回到我所住的村公所，不禁瘫倒在楼梯脚大哭一场。那时村公所只住着我和废名教授两个人，他住楼下，我住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来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头上，什么也没有说。我抬起头，发现他也是热泪盈眶！
不久，工作团开全团“庆功会”，总结工作。我怀着满腔痛苦和疑虑去找程贤策。他已完全不是黑水洋上低唱“啊！延安……”的程贤策了。他显得心情很沉重，眼睛也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地开导我，他说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土改”的依据是“剥削量”，“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恩格斯教导我们：“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这番话对我影响至深，后来凡遇到什么难于承受的负面现象，我都努力将其解释为“偶然”，听毛主席的话则是顺从“必然”。程贤策又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他最近才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任何第一反应都经过严格的自省，因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他的一席话说得我心服口服，不知道是出于我对他从来就有的信任和崇拜，还上真的从理论上、感情上都“想通了”。总之，我觉得丢掉了多日压迫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于是，在庆功总结大会上，我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转变作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典型发言。
虽然同在一个学校，而且他后来还担任了我所在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但我再单独面对他，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这十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1958年，我已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极右派，被发配到京西丛山中一个僻远的小村落去和地、富、反、坏一起接受“监督劳动”。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充当我们的监督者的“下放干部”。1961年，几乎全国都沉落在普遍的饥饿中，许多人都因饥饿而得了浮肿。程贤策代表党总支到我们的小村落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在工地，他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老贫农家。这是沾了“右派”的光。下放干部嫌我们是“臭右派”不愿和我们朝夕相处，让六七个男“右派”集中住到一间农民放农具的冷屋中，女“右派”只我一人，原和四位女下放干部挤在一个炕上，她们大概总觉不太方便。例如有一次，她们冒着严寒，夜半去附近村落收购了很多核桃，用大背篓背回，连夜在屋里砸成核桃仁，准备春节带回家过年。收买农产品是下放干部纪律绝对禁止的，她们见我这个“敌人”无意中窥见了她们的秘密，不免有几分狼狈，又有几分恼怒，没几天就把我赶出屋去和一对老贫农夫妇同住。我和老大爷、老大娘同住一个炕上，他们待我如亲生儿女，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钩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着前方，好象是对井绳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深入长期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惟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真想冲他大声喊出我心中的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饥饿，这不平，难道就是我们青春年少时所立志追求的结果吗？”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他回答不出，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我心中的疑问。
时日飞逝，五年又成为过去。我万万没有料到我和程贤策的最后一次相见竟是这样一种场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几乎北大的所有党政领导人都被定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了“斗鬼台”。身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程贤策当然也不能例外。记得那是六月中旬酷热的一天，全体中文系师生都被召集到办公楼大礼堂，这个大礼堂少说也能容纳八百人，那天却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有许多外系的革命群众来“取经”。我们这些“监管对象”专门被强制来看“杀鸡”的“猴儿”有幸被“勒令”归归矩矩地坐在前三排。一声呼啸，程贤策被一群红卫兵拥上主席台。他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又画满红叉，泼上黑墨水，他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就是用来支铺板铺床的那种）上，面对革命群众，接受批判。我坐在第二排，清楚地看到他苍白的脸，不知是泪珠还是汗水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批判很简短，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的急先锋、招降纳叛的黑手、结党营私的叛徒等罪名都在预料之中，但“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却使我骤然一惊，接着又有批判说他是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的特务。我这才想起来，他曾和我说起过他十六、七岁时，为了抗日，曾去缅甸参加过抗日青年军。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许多人聊天，当众夸耀他游泳的技术多么棒，如何多次横渡缅甸的伊洛瓦底江。这能是“深藏”的“特务”吗？我正在百思不得浣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