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留意新闻报道，看看记者编辑们有没有挖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我在中国做过报章编辑，专门组织记者“深入报道”坏消息，也就是所谓“新闻背后的新闻”。通常的工作思路是：坏事出来了，那只是破洞的口，探索进去，看看政府管理部门是怎么管的，往往大有斩获，别有洞天。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新加坡的媒体却对是否存在“管理漏洞”只字不提，让我觉得“没有深度”。后来，与那些中国受骗的客工接触，发现他们的典型态度是对“法律程序”不感兴趣，甚至缺乏耐心，最殷切的期盼是：“政府出面”，“尽快解决问题”。
和新加坡的朋友交换意见，发现他们对我的上述想法感到非常陌生。一位穿梭于中新两国，对中国国情多少有些了解的朋友，用中国的常用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缺乏法制观念”。
政府能做什么呢？不可以干扰法律程序；不能因为出现了违法的问题，就认定法律本身也出了问题。有法也才有违法，这有什么奇怪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当然还不会狭隘地认为新加坡朋友是“地方保护主义”。事实上，新加坡各界也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例如来自媒体的声援和新加坡一些团体的捐款等等。我认为这是不同国情下的观念差异。
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往往导致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法律不足政策补，因此“红头文件满天飞”，朝可令夕可改。政府官员管了不少法律该管的事，也就只好承担法律后果，这也就是我们的“深入报道”可以“弹无虚发”的原因，更何况权是“活”的，法是“死”的，从而使审批过程充斥了人为因素，一些项目有时确实是通过“讲人情，走关系”批下来的，出了问题，当然免不了有人要负“领导责任”了。
依中国的习惯，合法经营是经国家审批合格的，所以可靠、可信，出什么事有国家负责。政府的高大形象和安定团结高于一切，从古至今，中国的影视剧中一直是这样的情节：当民情激忿、民怨沸腾之时，一名好官出现了，一成不变的台词是：“要相信政府相信党”，然后揪出害人精，痛快淋漓，大快人心。
因此，当骗钱的兑换公司老板已被控上法庭，而中国客工还希望“政府出面”就不难理解了。而那些干下非法勾当的大部分是黑市买卖，你和他们打交道就要看造化了，吃亏也好，被骗也罢，打掉的门牙只能自己吞到肚子里，你和他们一样是违法的。
在中国，违法和被禁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像“钱庄”这样的敏感“民生”。与此同时，黑市交易一直如影随行，有如暗娼，潜伏了更大的病患和危险，但那是违法的，“没有政府批准”，没什么好抱怨的。
相信中国客工的惯性思维是，既然出了这样的事，而事主的买卖是经过批准的，那一定要看一看是否管理上有漏洞，就是说为什么会批准他呢？为什么管理部门不是火眼金睛，在他申请执照的时候看出他心怀叵测？抑或对他的违法经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新加坡这样的法制社会，法律一经确立，就是神圣的，既不可以因为这样违法事件的出现轻易地怀疑、修改法律条文，也不可以用“长官意志”代替法律结论。而且情和理不能代替法，不论等待“还我公道”的人多么希望一下子解决问题，但是法律程序还是要按部就班，经过开庭、律师辩论、法庭宣判，而对犯罪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的赔偿都要等到那个时候。
当然，我不认为法律是万能的，其局限性在于，一方面法律也是人制定的，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也需要适时的修改，但那是大动干戈的事，要经过复杂的程序，绝不是随意的；另一方面，法律条文是死的，而客观事件确是活的、错综复杂的，难免会有冷冰冰的“一刀切”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情与理固然不能取代“法”；而一个只有法，而完全不讲情和理的社会也是不足取的。
是外国人太死板，还是中国人太灵活？这里没有终极真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制度选择。社会进步的足迹告诉我们：法治优于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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