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想就全国人大中农民代表的名额，说上几句。直至步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九亿农民在中国十二亿多人口中所占比重仍高达七至八成。不知有多少人着重留意过：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农民代表所占的份额有多少呢？
我手头有份资料：1993年产生的第八届全国人代会：代表共2978名，农民占9.4%，工人占11 .15%，两者之和是20.55%,知识份子占21.8%（引自国务院新闻办1995年12月《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如果说上面这个数据是八年前的，已不新鲜了，那么我们看看新鲜的数据怎么样。
为了了解今年３月召开的全国九届四次会议上的同类数据，我上互联网查询。说实话，我差点累晕了头，也没有找到结果。我查到与主题最相关的一个结果是：总代表2979名，工人农民代表合计563名，占18.89%（同比减少了近２个百分点），知识份子21.08%。我只能靠猜测来得出结论（别怪我不严谨）：九届人代会，农民代表的比例也许是9%，也许是7%。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像“解放军代表占8.99%”一样单独列出来呢？是不是比例太低，干脆运用“模糊理论”来模糊一下呢？
就凭这有限的资料，可能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大致清晰的结果。试分析如下：工农代表563名，按工农各占一半计算（实际上，通常工人代表要多于农民代表数），农民代表实数是281. 5人，取整数281，除以农民总数九亿（保守的估值），得出结果是1：3202847。这就是说，三百二十多万农民中，才摊得上一个代表名额。若按这个比例匡算，香港只够２个议席，而不是３６席。澳门只能有0.14席，而远不配拥有１２席！
对于任何一个农家子弟（或一个有良心的人）而言，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但这还远远不能算是最令人悲伤的，最令人悲伤的事还在后面，请容我说你听。
我想进一步表达我另一个更大胆的猜测：名义上，全国人代会中农民代表比例为7%至9%，左右，实质而言在这个最高的权力机关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堪称世界最庞大的群体、一个占全球人口六或七分之一、一个超过了全欧洲加前苏联人口基数之和的中国农民群体在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构成中，所占比例是0%！
别以为我是在耸人听闻，故作惊世之语。我是认真的！
质疑理由如下：
第一：
全国人大中的农民代表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其最主要作用和使命是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这毫无疑问。可是，现今（也可说一直）中国农民生活境状如此之苦，受“户籍制”流弊祸害如此之深，请问：在人民大会堂的议事厅，有谁听到过有某一个（哪怕一个）农民代表在这一关乎农民子孙后代的福祉问题上表达了一个“不”字，拿出了一个提案？！
第一条的补充质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呼号反映出的问题绝非自2000年始，自李昌平发现始，几十年来一贯制。为什么这个良心的呼叫，这个残酷的、真实的呼叫出自村官李昌平的喉管，而不是最早、最先、最应该为此发话的农民代表？！
第二：
一个农民当上（非选上）了人大代表，他将不再具有无助的农民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他开始拥有了一些城市强权阶层一直就有的一切特权。
比如：他（或他领导的村落、他领导的集团公司）可以拿到最低息（或无息）的贷款、最紧缺的原材料、最优厚的政策扶持、最便捷的市场准入```` `再想想：这个人，他启动资金不缺，原料足够，方方面面的保护关照足够，销路也不愁（再愁也不能让比熊猫更珍稀的农民代表愁），虽然他号称农民，他的日子会不好过吗？如他有儿子，他儿子犯得上去北京做苦力吗？昌平筛沙子、服苦役的命运轮得上他吗？如果他有女儿，广州收容医院遭轮奸的命运轮得上她吗？八辈子也轮不上－－这时，也就是说，他的双腿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阶层，一个拥有了社会资源（包括稀缺、非稀缺的资源）由由调配权阶层。这是普通中国农民绝不可能具备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享受到这个份上，你能指望他能对谋生在外的农民工恶劣的生存处境，对野蛮的、罪恶的收容制度喊上哪怕是一嗓子？
如此表现，我们农民岂敢一厢情愿地说：你，是我们的代表？
《人民代表报》今年三月曾报道说，有的农民代表三年未发一言，未提一案，即是佐证。他们中很多人把人民大会堂里剩给农民的区区几个席位白白浪费了。
当然了，如果有人说那么多农民代表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这对尊贵的代表们而言肯定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文革常用语）。问题是，你的发言老说农村形势不是一般的好，并列举自己那个村（或集团）人均达到了几万人民币；表态说中央领导决策就是英明；安定团结来之不易，必须维持；以德治国就是好``````之类，错倒是绝对没错。但，你为什么不说点别的，比如，说说那些你曾与他们处在“同一战壕”的农民眼巴巴地盼着你说的话呢？
如此这般，在我们这个社会，苦难的农民到底还能指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