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先生的公开信
罗干先生：您好!
公民严正学、汉族、57岁、职业画家；住北京回龙观天慧园小区5幢1单元101室。
针对中国治安状况的恶化和官场的腐败；黑、腐、恶勾结，黄、赌、毒泛滥的现状。依照现行法律，我曾多次对政府行政机关的不仁、不义和不法提起行政诉讼。
有关部门认为我是“狗咬耗子”！作为画家的我，应该在虚无飘渺的“世外桃源”出世。
而我则认为“行为艺术”的目的是：敦促政府依法行政和检验法律及民主与法制的真伪。
1992年起,我为我民告官的“艺术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去年国内外媒体报导了我的几例“民告官”的诉讼，特别是《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中国法学会的《民主与法制》、中国新闻社的《视点》、新华社《浙江经济报》、中央政法委《法制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公开曝光，我被传媒称为“中国第一公益诉讼人”后，我一直受到黑、腐、恶势力的恐吓、威胁和追杀，使我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权”。我所在的北京天慧园小区的住宅，可谓是家无宁日。
2001年8月1日，天慧园小区物业（无执照悬挂）与业主发生绿地面积纠纷，物业竟请来了昌平城管大队和回龙观派出所警察，贸然开来执法车，10多个城管人员和3个警察进驻小区后，强行入户，骚扰民宅，对业主私家小园进行了违法执法。我当即严词谴责，并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以“公权”谋“私权”的城管大队提起行政诉讼。此后，我便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报复。
2001年8月9日，有人翻墙入户，将我私家小院栽种的15棵花木植株，全数剪拔。报警后未予查处。
2001年8月12日，又有人翻篱笆入小院，在我家宅门上悬挂大剪刀进行恐吓。报警后仍不了了之。
这本是封闭式管理小区，不说监守自为，也应该是保安的失职。但回龙观派出所迟迟不予查处，致使我惶惶不可终日。
从此，我一次次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遭受暴打。一次次报警求救，终因警方的不作为以及变相的容忍和姑息（见警方提供的书证，证据1）导致打人者有恃无恐地制造伪证，加害于我。
这本是一起非常清晰的治安案件，不知警方出于什么动机，欲歪曲案件性质，使我不得不向最高行政长官提起控告。
2001年11月22日，张景林指挥其手下员工及保安约8－9人围攻殴打我，有在场业主拍摄的照片为证（见证据2）。照片中间被殴打者为我，其余都是物业员工和保安。其中第二张照片上，我被保安在后卡住脖子，最后被打翻在地。光天化日之下，8、9个年富力强的员工和保安围殴1个老者，办案警察竟然视而不见。对于当场被撕烂的外套、毛衣以及内衣裤上大面积内伤出血等物证（作为证据在警察处），警方漠视无睹。
我被黑恶势力殴打致伤，有11月29日《北京青年报》“调查业主被打”一文为证（证据3）。
2001年11月22日，《北京青年报》在接到业主投诉后，第二天即来天慧园小区对业主和打人物业进行调查。我因在医院治疗未被调查，他们将调查结果刊发。
在同样接到业主报打110后，被派遣来现场处理的回龙观派出所警察，竟不理我要求其对围观的过路群众作笔录，致使最直接的目击证人缺失。
同一时期内北京多次发生物业殴打业主事件，并升级为雇凶打人，加上有关人员却在此时故意让打人者放出空气，说我坐过大狱，因此原来敢为我作证的业主怕受到报复和牵连，均哑然无声。与此同时，我一次次受到电话的恐吓和跟踪。由于公安的不作为，我的生存权受到严重的侵害。
案发后，经警方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在警署里我目睹打人者对警官“王哥”、“李哥”地呼唤，嚷嚷什么“老总发话……”以显示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我当即表示抗议：“这是在办案，如果你们是同帮弟兄，我不得不怀疑我告错了地方。”果不其然，警方出示了一份不是我被打翻在地，而是我成了致伤凶犯的伪证，企图诬我入狱。
天下再黑也黑不过黑、腐、恶势力勾结的《黑洞》，被害人反成了疑犯。办案警察拒绝提供这份伪证去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不对泡制伪证的物业会计和医院进行调查。回龙观派出所警察甚至还认同打人物业将我的伤情说成是1993年北京警察殴打我致重伤的后遗症，是陈旧性创伤。
如此颠倒黑白的诬陷，使我不得不旧事重提：
善良的人们一定还记得,1993年7月2日,作为市级人大代表和圆明园画家村“村长”的我，被北京公安局东宫门派出所警察严刑殴打致重伤的案例（见证据4）。在我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公安局后,和今天一样我同样受到严密的跟踪、监视，只不过那时是便衣警察，而如今是黑、恶势力。当时我拒绝妥协，不理会“让我在车祸中丧生”的恐吓。不想，1993年11月29日夜，一辆未开车灯的货车，将肩负全家经济重担，我的26岁儿子严溯宇（现代广告公司经理）撞死在茫茫黑夜的阴雨之中。
而北京的法院在明知我正在料理儿子的后事，追究交通事故凶手时，却一纸传票将我骗回北京，待我按时到达后，法院又作出了无限期延期开庭的答复。此事激起了全国文化知识界1000多人（北京350人）签名呼吁，国际媒体报导后，我竟被我的被告公安局抓捕投入暗无天日的黑牢。发送北大荒后，警察用6根电警棍同时电击我近三个小时，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其目的就是要我说出一句话：“我是被人利用的”。我以死抗争，在炼狱中度过了整整二年，直至陈希同倒台，我才重获自由，但由于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被没收，使我出狱后一次次的行政起诉无法立案。
此后，黑、腐、恶势力联手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迫害。警方的不作为，使黑恶势力大打出手，这就是本案的背景。
我个人对邪恶的抗争，只能被国内媒体称为：“向风车宣战的唐.吉珂德”。尽管我势单力薄，而黑恶势力早已串通腐败的官员，在红色保护伞的阴影下，他们能为所欲为地实施加害，能跟踪我，恐吓我，能对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能在肉体上将我消灭，但决不能剥夺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民主、自由、真理的追求。
我认为：公安警察有保护一方百姓平安的神圣职责。在我一次次受到侵害时，无论是敷衍还是口是心非,回龙观派出所的不作为态度导致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的加害，案发后其明显的袒护做法，使我不得不怀疑公安确实想借故进行报复。
因此，我请求您对我被殴打致伤事件作关注，并依法查处打人凶手和作伪证的诬陷者。同时，我亦提请国际社会关注我的生存权利，在黑、腐、恶势力联手的今天，遭暴打、陷害、再次羁狱；被跟踪、暗算、甚至肉体被消灭，仅只是时间的早迟。对此我已有心理的准备，决不气馁。我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如果警方不彻底查处，给一个说法，我将采用现行法律允许的任何方式抗争到底。
假如我再次遭遇不幸，我相信：在我倒下去的地方，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
严正学
20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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