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９年９月２０日，刘丹红来到武汉。
到汉后，她并没有听到关于王军涛被捕的消息。她判断，如果肖确为王而被捕，军涛能在肖老师被捕后安然度过两个月，一定是肖老师被捕前做了安排。最有可能的知情人，便是肖远的亲人、同事及朋友。因此，她没有莽撞地按谢小庆提供的王军涛朋友的名单去一一寻访，而是在肖远的周围加以留心。
刘丹红的哥哥刘多斐８９年夏天本该毕业了，但从北京回汉后，一直在参加校方为学运积极分子而举办的“学习班”。因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在“文革”中挨整，那时刘多斐才九岁，也被打成“小反革命”，被红卫兵们逼供殴打了一整夜；７３年从黑龙江举家南迁后，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刘多斐十四岁就到外面扛电线杆子，十五岁就去农村插队。考上技校回城后，他做过生意、当过工人，在社会底层饱受磨难，直到年近而立才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他在读书之余，兼作肖远的贸易顾问，因此与肖远的同事们都很熟。
这天，刘多斐要去看望因公摔伤的肖远的助手、开发中心养鸡场的Ｘ场长，刘丹红便委托他顺便问一下与肖远被捕有关的事。
从刘多斐对与Ｘ场长谈话过程的描述上，刘丹红判断Ｘ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为此，她又让刘多斐去了一趟，刘多斐转达妹妹的话，向Ｘ场长介绍说：“妹妹是肖远的学生，从北京来，想跟开发公司做节能器的生意。”这一次，刘丹红还让哥哥给Ｘ场长带去了她的两张彩色近照以及那封谢小庆用笔名写给华师中文系一位朋友的“求学引荐信”。刘丹红随手在引荐信的背面题了几句诗－－
带着酒神的迷狂，
带着德高望重法老的祝福，
雅典娜女神
飞越千山，
远渡重洋，
追逐着太阳－－呵，那梦中的阿波罗！
表面看起来，仿佛是一首蹩脚的情诗之类的东西（也合“求学”之意），其实，内里却是字字玄机：几年前在武汉，一群年轻人煮酒论英雄，一个充满激情的朋友自比“酒神狄奥尼索斯”，军涛崇尚庄严伟大，故自命“日神阿波罗”，刘丹红被认为富于理性，于是自称“智慧女神雅典娜”。这都是当年的玩笑了，但非当事之人不可知，刘丹红写这几句话，绝对可以证明是她本人而非冒名引诱的奸细；“德高望重的法老”，是指谢小庆。因为有一次王军涛对刘丹红说，“你们谢老师现在希望达到的境界是德高望重”；“飞越千山，远渡重洋”，暗含想送军涛出境之意，同时刘丹红把竖排的“飞”和“远”两个字写得较大较重，暗指“费远”……她的这几句诗别人不懂，军涛则一看就明白。
这是刘丹红在“投石问路”。她认为，Ｘ场长如果一无所知，一定会觉得莫明其妙，从而把她的信和照片退回来；反之，如果是“心有灵犀”的话，则会将她的信息传递到相应的人那里。
信和照片没有被退回来，刘丹红心中大致有数。但她毕竟还没有得到关于王军涛的确切消息。可是时间已经不等人了。刘丹红怕北京的人得不到她的音讯而贸然行动，她不愿谢老师在自身尚不安全的情况下，为朋友再多承担一份风险。于是她赶紧给北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已有初步的线索。她按事先定下的暗语写道：“稿子已组好（已有王的线索），作者属于大手笔，为成此稿含辛茹苦，因此想待价而沽，不愿轻易交稿（不信任），还需进一步做工作。”信按约定寄给北京某杂志社的Ｗ女士转
交费远。
在襄樊家中过了国庆节后，刘丹红得知武汉方面已经有所反应了，就又返回武汉。１０月７日晚上，由刘多斐出面把Ｘ场长请到了武汉大学，刘丹红让刘多斐回避，她单独与Ｘ场长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她向Ｘ自报家门，然后说自己想了解一下有关节能器的信息：“节能器是否有货？性能及库存如何？能否随时交货？”Ｘ迟疑了一下，说：“我还是带你去见节能器的老板吧，你们当面谈。”两人当即骑车离开武大。
黑夜中，Ｘ场长带着刘丹红穿过几条街，上了几道坡，来到一座陌生的楼房前。Ｘ上前叩门，门开了，一位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请刘进去，Ｘ随即离开。
刘丹红和那中年男子经过相互打量和试探后，彼此弄清了对方的身份。这位中年男子名叫邬礼堂，是武昌科技一条街上颇富盛名的“大江高技术应用研究所”的所长。当刘丹红得知邬礼堂是肖远的妹妹肖萌的丈夫时，顿时对他产生了信任，而且对整个事件的脉络也立即悟出了一个大概。但是邬礼堂却并不信任刘丹红。
邬礼堂的不信任是双重的。最初，他疑心刘丹红是个“女特务”，担心由此落入有关方面设下的圈套；得到刘丹红的照片和谢小庆的引荐信后，他消除了一部分疑虑，因为他认识谢小庆，又听说刘丹红是王军涛的“女朋友”，这才决定与之见面；待真的见到了刘丹红本人，他又平添了另一层担忧：刘丹红太年轻了！他难以想象小庆怎么会把这么重大而危险的任务放心地交给一个“小女孩”？！他决定要全面了解一下刘丹红本人以及北京方面的情况，于是让妻子肖萌出面，挽留刘丹红在家中呆几天
。
接下来的几天中，主人们向刘丹红描述了肖远被捕后家中的惨状：父母因爱子遭难，一下苍老衰弱了许多，萧老先生的博士生导师资格也因此而被取消；肖远的妻子受到严辞逼供，不分昼夜地连轴转，几乎使她精神崩溃，甚至连九岁的儿子都受到盘查；当局追王心切，竟然安排了两个女公安人员强行住在肖远家里监视与他们往来的人员……真正是家散人离，惨不堪言。正因如此，邬礼堂深感责任重大，他一心想尽快解决问题，救出肖远。
刘丹红来后，邬礼堂已知道她此行的意图。他急于了解北京方面的详细安排。令他失望的是，刘丹红表示，自己知道的很有限。她说自己的任务只是找到王军涛，告诉谢小庆和费远，至于他们下一步如何安排，她并不清楚，也许是想把王军涛转移出去，但还不知道军涛本人是否愿意走。
“如果他们出去了，你也跟着走吗？”邬礼堂问。
“我不走。我本人并没有危险到在国内呆不下去的程度。再说，费远开列的出国的九人名单中也没有我。”这时，刘丹红向邬礼堂澄清了一个误解：她只是王军涛的朋友，并不是所谓“女朋友”，王军涛已经结婚了。
邬礼堂有些难于理解了：“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呢？你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的后果吗？军涛他们如果顺利转移了，你仍然得继续目前这种漂泊和一无所有的生活；反过来，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你，你知道吗？”
刘丹红平静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从一开始我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就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我同时又为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有这么清醒的自我意识而感到羞愧。现在都是人在难中，正需要帮助，除了我，也确实再没有合适的人能做这件事了。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换上我，平时朋友一大堆，到了生死关头，硬是没有一个人肯出来帮我一把，想想寒心哪！我知道那种对‘人’的彻底失望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感觉，我不愿意让人丧失对真情、道义的信念。所以，就算不是王军涛，而是别的什么人，我也
会这么做的……”
邬礼堂被刘丹红的善良和殉道意识深深地感动了。几次交谈后，他对刘丹红明确产生了信任，甚至进一步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毕竟是个女孩子，多年来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已经很不容易了，再不能让她过多地为他人承担什么“风险”，做什么“牺牲”了。她应当获得更好的发展。为了保护刘丹红，他只是告诉她，自己掌握着军涛的情况，但并没有具体说王军涛在什么地方。
刘丹红依然不放心：“可是，过几天，北京会有人来找我接头的，我怎么跟军涛联系呢？”
邬礼堂说：“这你就别管了。”站在一个“大男子汉”的角度，他甚至以为，政治是男人的事业，男人为此付代价是天经地义的。女人是弱者，她们的青春是那么短暂，不该让她们去经历那种残酷。于是，他又特地强调了一遍：“北京的人来找你，你把他带给我就行了，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安排。”
给北京的信已发出近半个月了，北京方面还没有反应，刘丹红有些焦急。她不便与谢小庆及费远联系，便给为费远转信的Ｗ女士打了一个电话，问费远的行踪。Ｗ女士告诉她，费远过了“十•一”就出差了，“走了十几天了。”刘丹红估计费远近日会与她联系，决定在武汉再等几天。她想到费远也可能直接去家里找她，于是特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在武汉的电话号码。
几天之后，仍不见费远来，刘丹红担心事情有变，再一次到邮局给北京的Ｗ女士打电话询问。果然，Ｗ女士一听是她，就非常焦急地说：“啊呀，我正着急跟费远联系不上呢！如果见到费远，你让他马上停止一切活动，立即回北京。他周围出问题了！”刘丹红的心立即悬了起来，她不知道费远那边出了什么事，电话中也不敢多问，只是愈发心情焦灼地等着费远的到来。
不料，费远没来，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一天上午，刘丹红在邬礼堂家接到一个电话，两个操广东普通话的陌生男子找刘丹红，自称是费远的朋友，从沿海一带来找刘丹红联系买鱼苗的，他们不透露自己的所在，想约刘丹红出来见面。刘丹红觉得很蹊跷：费远从未说过会有陌生人来找她，更没有约定“鱼苗”这个暗号；再有，费远本人为什么不来，是不是已经被抓了？……联想到Ｗ女士的告诫，她顿生警惕，于是用武汉话断然回拒说：“刘丹红不在！”随即挂断电话。
在见不到刘丹红后，两个广东口音的人第二天又给邬礼堂家打电话，说：“请转告刘丹红，因天气有变，我们马上回南方，鱼苗的生意不做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她本来以为，自己的任务很简单，没想到费远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而且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不对劲。她无法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来找她的人和费远之间是怎么回事，可她本能地感到，似乎有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正在暗中悄悄地张开，或许有什么圈套正等着她去钻。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所有的人都在暗处，唯有她在明处。除了这两个人外，还有多少自己不认识的人已经知道了“刘丹红”这个名字呢？这当中若有一人是奸细或被捕，自己以及身后的一
切就都有可能暴露………刘丹红猛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不知不觉当中，她已经被置于一个相当关键而且危险的境地了！
她坐不住了，立即找到邬礼堂，告诉他事情的变化以及自己的预感，并再三告诫邬礼堂：“绝对不要轻举妄动！”她决定立即回襄樊家中，远离敏感点，从自己这里切断一切联系的线索，就此中止潜在危险的演进。
１５号，刘丹红连夜离开武汉，１６号清晨到家。爸爸妈妈告诉她：“前两天有两个广东人来找你。说是你北京的朋友介绍来买鱼苗的。那两个人一路风尘，很辛苦的样子。我们留他们吃饭，他们总是说：不能耽误了。事情如果办不好，老板那里是交不了差的！他们没找到你好象很失望，拿了你的电话号码就匆匆走了。”
刘丹红无法判断被她拒见的那两个人到底是罗海星派来的联络员，还是公安局派来的密探。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轻描淡写地说：“噢，是两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已经找到我了。”
事情真是一环连着一环。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多斐又打来一个电话，对妹妹说：“有个我不认识的人来找你，说是你北京的朋友，先就跟你约好了的。你要跟他说话吗？”刘丹红一下就听出接下来在话筒中说话的人是费远。费远说他刚刚到武汉，想约刘丹红见一面。
刘丹红说：“我刚刚从武汉回来，我看我们就不必见面了吧。有人告诉我，你遇到了一些麻烦，让你马上停下手里的工作回北京。”
费远对此似乎将信将疑：“谁呀，说得这么严重？！”
“给你转信的那个人。她好象特着急！”
“呃，我知道了，她说的可能是我们报社的事，我跟你说过，报社在处理善后问题上有些纠纷。不过那些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理他们。”
刘丹红想起来了，费远在北京是跟她说过，为了筹集营救军涛的活动经费，他把报社以前在外地的陈账收了回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甚至可以指责他“贪污”。
还有一个问题：“那两个买鱼苗的是怎么回事？”
“是我让他们来找你的，事先来不及通知你。”
……
一切疑问都冰消瓦解！刘丹红恍然间有些找不着感觉了，她甚至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在费远等“师辈”面前，刘丹红还有点“小姑娘心态”，意见相左时，往往不够自信。她想：也许是我过虑了。费远正在全心全力筹划大事。这个时候我可以提醒他，但不应当由于我的阻挠而使这么大的事情前功尽弃。我应当相信费远的能力
……
这时，刘多斐把电话接了过来，他心疼妹妹，说：“你就别一趟一趟地跑了，这边有什么事，我替你办。”
刘丹红想起邬礼堂曾说过，北京来人让带去找他的话……她迟疑了一下，还是跟哥哥说：“你带我的朋友去我住的那家人的公司，他们有业务要谈。”
刘丹红在武汉时曾跟哥哥讲过，她住在肖远的妹妹家，肖远的妹夫邬礼堂的大江所就在华师大门旁。刘多斐也很机灵，没有多问，应声而去。
几个小时后，刘多斐又来了一个电话，这次他情绪紧张，开门见山地让妹妹马上做好出去旅行的准备。刘丹红估计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家中电话十有八九被窃听了，于是故意满不在乎地说：“我哪也不去，我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早就调查清楚了，你放心吧，我没什么事！”刘多斐爱妹心切，有些急了：“我刚刚听到一个情况。我有个同学特地从医院里跑出来，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个妹妹，叫刘丹红，今年二十三岁，听说长得挺漂亮，正在被内部通缉！’所以你是不是回避一下。”
刘丹红的心“嗵嗵”直跳：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她在脑子里迅速思考着对策，表面上却还是装作非常镇静：“我没事，我没必要躲什么。这两天我就回北京。”
“算了，你就呆在家里先别动，我马上回去接你！”刘多斐说完就要挂电话，刘丹红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猛地打了一个激凌，不顾一切地抱着电话连声叫道：“哥，哥！你赶快告诉我的朋友们，出奸细了！让他们马上停止一切，赶紧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