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嘱目的中国８９民运已过去整整五年了。作为８９民运代表人物的王军涛，一直是海内外各界关注的热点。王军涛从８９年６月离开北京到同年１０月在湖南长沙被捕，其间有一段惊心动魄的避难经历。一大批正直、勇敢的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一曲道义和友情的悲壮颂歌。
在王军涛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保护和救助他，在武汉、北京、广州，先后有十余人遭到中国司法机关的审查、关押、逮捕或判刑。一时间，学生失去了上学的资格，教师失去了教书的权利，企业家则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他们失去了自由、亲人和本该属于他们的幸福。
前几年，一方面因为王军涛尚在狱中，另一方面救护王军涛的人们也还处在本案的余波之中，因此所有的当事人对此始终保持着沉默，致使这段慷慨悲壮、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至今鲜为人知，甚至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些传闻和误解。为了纪念６.４事件五周年，我们决定将这段历史简要地予以披露，以昭历史，以慰民魂。
一、京城枪响，风流云散路茫茫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凌晨，一声枪响，击碎了无数中华赤子的忧国忧民之梦。其实，早在６４前夕，王军涛对于形势已经感到深重的忧虑。作为参加过１９７６年４.５运动、１９７９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和１９８０年北京高校学生民主竞选区人大代表等活动的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对８９年４月在北京兴起的学生运动最初是持审慎和保留态度的。直至５月中旬，他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应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之邀，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充当政府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从中进行斡旋，他这才正式投身于学潮之中。
但是，随着运动的升级，广场上白热化的气氛已使人们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劝诫。和历史上无数次的群众运动一样，情绪化的群众在极端化的引导下，变得越来越激进，任何的理智和策略都被视为右倾和背叛。到了５月底，疲惫不堪的王军涛向朋友们表示，对于说服学生保持秩序和引导高自联进行必要的妥协，他已经确实无能为力了！
６.４前几天，空气中已弥漫着紧张。王军涛与陈子明对前景作出了最坏的估计和最冷静的决定：如果政府镇压学生，社会出现混乱,宁可坐牢也决不流亡。
６月４日以后，北京城一时处于失控状态。老百姓纷纷闭门谢客，抢购粮食，以备战乱；戒严部队充斥大街小巷，电视上每天都有军警持枪抓人的红色恐怖镜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人人自危。由于这几乎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因此每一个人都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会遇到麻烦,北京的各个车站、机场人满为患，人们争先恐后地挤上火车、汽车、飞机，慌不择路，只求尽快离开已充满混乱和恐怖的北京。
就在这样的时刻，军涛却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在没有将朋友们安排好之前，决不首先离开。他先后和所里的几位朋友们取得了联系，多方筹集撤离资金，逐一寻找６.４后失散了的朋友们，一一安排疏散。
刘刚、张伦送走了;
老木、杨涛送走了;
包遵信、王丹已暂时安顿在北京郊外了.
千年繁华的古都一瞬间满目苍荑，几天前还是喧闹激扬的现代京城一夜之间冷落下来。宽阔的长安街上人迹寥寥，被砸坏烧毁的军车歪倒在路边，似乎还袅袅地冒着黑烟。遍地都是砖头、瓦砾、碎玻璃，不时还能见到斑斑血迹在这一片如千年古战场遗迹般的萧瑟中，猛抬头，会冷丁看到一只草草扎就的花圈兀自树立在天桥上，映着如血的残阳默默地凭吊着什么。
当王军涛、毕谊民开着车一趟趟出入北京城、一次次接送朋友们时，一路上几乎很少能看到第二辆车。在激烈事变后处于失控真空期的北京，这个时候在路上开车是非常危险的：既可能遭到戒严部队的盘查乃至阻击，也可能被愤怒的群众误作贪官、奸细而拦截砸毁。事实上，他们的面包车已经被自发聚集在街头的北京市民拦截好几次了，每次都是毕谊民拿着《经济学周报》的记者证请求群众放行。老百姓们验看了证件，临放行前还要追问一句：你们是好记者还是坏记者？然后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议论：记者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
事到如今，王军涛仍不失幽默，他在车上对朋友们说：我不怕被公安局抓走、审判，只要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清楚；怕的是就这么给人拉下去，二话不说，就地正法！他夸张地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在座的一个小朋友问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怕么？我怕！王军涛很坦率地承认。二战时期有句话：不懂得珍惜生命价值的人的勇敢是不值得敬佩的。我怕死，也怕坐牢。４.５的时候我已经坐过一次牢了。坐牢太难受了！
尽管如此，由于迟迟得不到Ｃ君的消息，直到６月８日王军涛还滞留在北京。后来听说Ｃ君已去了外地，他才和包遵信、王丹、毕谊民一同离开北京，到达哈尔滨。
毕谊民抛下妻子幼儿、抛下企业家业，舍身相随，这份生死相托的情义令王军涛感念至深。为了不连累他，王军涛借口经费不足需要筹集，把毕谊民支回北京。
王军涛、包遵信、王丹则先由哈尔滨折返上海，又从安徽芜湖辗转到了铜陵。一路上，得到了上海几所高校一些相知相识的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一路有惊无险，紧张却算安全。
这时，政府发布的通缉令已充斥了全国的广播、电视和报纸。王丹作为被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其照片每天二十四小时被不停播放、张贴；王军涛与包遵信也在内部通缉之列。全国各陆海空交通要道上，都布满了全副武装查验人们身份的武警、公安人员和便衣警察，学生模样的人动辙被验证、搜身，凡查出携带传单、胶卷、标语等违禁物品的人立即被带走。红色恐怖一时弥漫中国。
鉴于这种形势，王军涛与王丹、包遵信商量了一下，认为三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如单独行动。于是三人在铜陵郑重作别，就此分手。
包遵信到他在安徽的一朋友处，后因行踪暴露被捕；王丹在亲友处短暂逗留后，又返回北京，在与台湾女记者徐露的联系过程中不慎暴露，于７月２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王军涛则于６月１７日逆江而上，只身前往湖北武汉。
武汉是王军涛的故地。８３年，曾任团中央候补委员的他，辞去在北京的公职，南下九省通衢的武汉，直到８７年才返回北京。在武汉，他应邀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教育开发中心副主任并曾在武汉大学智力开发公司和东湖大学任教；他还在湖北省科委和省社青联工作过，获得过湖北省科研成果奖。当时王军涛积极参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一批青年知识精英所开设的人文讲坛，主办了《青年论坛》以及各种学术讨论和沙龙联谊活动。当时，荆楚大地人杰地灵，一时领八方之盛。王军涛当时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他以广博的知识面、独到的见解、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雄辩的口才，很快成为活跃的青年思想领袖。当年他衣着简朴、意气风发地唱着《出塞曲》四处奔走的少年英雄模样，至今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忆犹新。
时隔多年，往事历历。而今王军涛又一次辞亲别友，徘徊异乡。此刻他似乎特别理解青年毛泽东早年在这里写下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ډ时的心情。但是无时不在的危机使他不能尽情地沉湎于历史的遐思。他收回思绪，又把这几年在武汉结识的朋友一一捋过，确定了下步行动的路线。面对波涛滚滚，一泻千里的长江，他溯江西望，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６月１９日下午，船到汉口。他在街头徘徊观察良久，直到傍晚，才辗转到了位于武昌的华中师大，去找好友Ｌ君。他不知四天前Ｌ已在北京被公安局收审，这几天，Ｌ的住所二十四小时被监视，凡到他家附近的人都会受到格外的注意。但偏巧，就在王军涛上门的那一瞬间，耐不住闷热的便衣警察擅离职守了！王军涛见Ｌ君家房门紧闭，还拉开嗓子叫了几声，然后怅然而出。
好险！
找不到Ｌ君，王军涛在熟悉而空旷的校园内（武汉地区学生以空校运动迎接可能到来的大搜捕）犹豫了许久。夜晚十点多钟，他按自己排定的顺序，来到肖远家，敲开了肖远的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