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主要针对各级顾问的权限问题。文件重申，已经退出第一线的各级顾问，对各级党政领导做出决议，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各级党政领导做出决议之后，顾问可以提出意见，但是，不管顾问们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与否，决议均有效。文件强调，在当前工农业生产和整党中，各级顾问要做好参谋，帮助新掌权的知识分子干部，但不能处处干涉，碍手碍脚，更不能阻止各级领导决议的作出和贯彻。
很明显，由胡耀邦、赵紫阳联合推动的这份中央文件，其中心意思就是让“老家伙”们靠边站，其目的是把他们的权夺得干干净净，以便更加畅通无阻地贯彻新经济政策和安排第三梯队接班计划。
二、顾问的绊脚石作用
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确立了老干部的离职、退休制度，一定程度上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从中央到地方，由离休的老干部组成了各级顾问委员会。“顾问”，顾名思义，只是参谋，并无决断权。然而，正如胡启立所说，中国共产党在其党章中，对顾问委员会的职权规定不十分明确，再加上老干部们的普遍恋权，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们，对各级党政领导常指手划脚，甚至横加干涉。胡耀邦更批评道，老顾问们，当权当惯了，不管手就发痒。他们不动腿儿，只动嘴儿，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
根据调查，老顾问们对两点最不能接受。其一是个体经济的兴旺，出现了不少富裕户、有钱人。这样一来，高级干部原有的经济优越感丧失了。他们虽然每月还拿二百元上下的全薪，可哪能与万元户相比？其二是中年知识分子掌权。在某些老顾问的眼里，知识份子是改造的对象，顶多只能被党使用而已。现在，不少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厅局级领导岗位，个别的进入了省、部级领导岗位。这些原来被老红军、老八路们教育、改造的对象，现在居然坐在他们原来的办公椅上发号施令起来，居然乘坐起来本属于他们独占的高级小轿车东游西逛起来，那还不等于是翻了天？还有一些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整了好多年，刚一官复原职，子女还没来得及安排好，就被请下了台，安上了“顾问”衔。他们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了。
老顾问们对“有权就有一切”的论述体会极深。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他们当了顾问，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内心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恢复原有的权势。因此，他们以“传帮带”为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介入现领导班子的决策，以显示自己的影响。一九八二年以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秘书处常接到各种报告，反映老顾问们以不同形式干涉新领导班子，阻挠某些决策的实施。尤其是大规模整党以来，中央整党办公室发现，很多地方的问题解决不了，原来都是“老顾问”们在起作用。
主持中央整党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胡启立认为，老顾问们似乎已成了推展各项工作的绊脚石。他向胡耀邦建议，应着手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三、分赴各地、取得资料
胡耀邦、赵紫阳心里清楚，要彻底解除老顾问们的绊脚石作用，并非易事，第一关，就是要说服中央的那些“老家伙们”。怎么说服呢，他们必须按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信条（这信条可以使毛泽东的崇拜者哑口无言），先不讲话，而是走到基层去，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尔后打一个歼灭战。
胡耀邦先后视察了吉林、辽宁、福建等地；赵紫阳走访了新疆、辽宁、广西等省地区；万里、李鹏视察了山西、河北；胡启立视察了东北、天津和西藏。他们更要求各地的领导班子，把顾问们的绊脚石作用的材料，整理完整报上来。
他们了解到的，比实际反映上来的更为触目惊心。他们的结论是，老顾问们岂止是绊脚石，简直是拦路虎！绊脚石还可以绕过去，拦路虎却要咬住你！
比如，某地原要任命一名五八年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为工业局局长，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某个有权威的退休顾问横加干涉。他从某处得到情报说，该工程师出身不良，在原工作单位散布过对党的不满情绪。该顾问找到组织部，指着组织部长训斥了几次。该部长唯唯诺诺，连大气都不敢吭，因为他是该老顾问一手提拔起来的红小鬼。查来查去，才明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那个工业局的副局长，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部队转业的非知识分子干部。准备提升为正局长的那个工程师，原在该局领导下的一个工厂任工程师。副局长当然心里不是滋味，他是高干出身，父亲和那个“老顾问”是老战友，正是通过了“老顾问”的关系，他才能复员到该地做副局长的。那时老顾问还在台上，神气十足，一句顶不了一万句，也能顶上千百句。这次，副局长亲自找到了老顾问，“工作”了一番，把老顾问的火挑了起来。
还有，某地区和外商谈妥了一桩生意，只要领导一批准，工程即可开始。可是，上级压了近三个月。下面追问时，才查出报告在某“顾问”那里放着。要不是下面追得急，“顾问”就有可能把这个协议拖死。其实，“顾问”本来是无权压此报告的。
一桩桩，一件件，都有力地说明了一点：顾问应该完全靠边站。胡耀邦、赵紫阳等把材料搞得扎扎实实，老邓一批阅，政治局顺利通过。
四、权力转移的重要一步
权威分析人员说，胡赵联手逼走顾问，是权力转移的重要一步。中央文件是党内立法的依据，这次将顾问的权力剥夺殆尽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能不说是胡赵的重大胜利。
“逼走顾问”，使我想起了英国“下院”逼走贵族的故事。经过十七世纪的革命，英国的最高权力由王室转至国会，国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贵族组成，下院由民选代表组成。一九零六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控制了下院。一九零九年，一项增加向富人征收所有税的土地税法案，在下院通过，然而遭到上院拒绝。财政权是重大的权力问题。上院拒绝通过新土地税，等于向民选议员组成的下院宣战，形成宪章危机。后来，虽在巨大压力下上院勉强通过了加税案，但如何防止这样的危机重演呢？当时自由党籍首相亚司奎斯，提出了有名的“国会法案”。该法案规定，凡下院通过的任何财政议案，仍送交上院审阅，然而，不管上院同意与否，这个法案在一个月内都会自动生效。至于其它下院通过的立法，上院也只能至多拖上两年，终究仍要成为法律。上院可以修改法案，以使下院参考。但如下院仍坚持原案，上院反对也无济于事。
这个著名的“国会法案”，下院当然顺利通过了。可是，上院不通过怎么办？首相亚司奎斯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和国王协商好，如果上院拒绝“国会法案”，国王就加封贵族。上院由贵族组成，不经选举。国王加封贵族，大批新贵族涌入上院，可以改变投票结果，迫使“国会法案”在上院通过。亚司奎斯在上院辩论和投票时，把国王准备加封新贵族的消息散了出去。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景，上院的老贵族们不愿见到大批新贵族出现，就乖乖地通过了“国会法案”。这样，下院等于逼走了老贵族，完成了权力转移。
胡赵的中央文件逼走了老顾问，只是完成了共产党内权力转移的一个步骤，与英国“国会法案”完成的由贵族向人民的权力转移不能同日而语。胡耀邦、赵紫阳要想成为历史英雄，必须在中国完成“国会法案”。中国的“国会法案”的内容是，“上院”相当于新贵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院”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人代会完全由非共产党控制的人民选举产生，人代会通过的法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建议权，但不管共产党的“上院”通过与否，人民的“下院”通过的法案终究要成为法律。如果共产党内哪位人物能推动此项“中国国会法案”，那将是永垂史册。
五、问题的症结及我们的建议
我们认为，中央应认真思索为什么会出现“顾问”拦路的问题。我们老百姓的看法是：
第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领导人不应把问题往下推，应首先检查上头。邓小平、薄一波都是“顾问”，但他们掌握了实权。尤其是邓小平，更是说一不二。下面的顾问必然会问：邓小平这个“顾问”可以说了算，我们为什么不能？
第二、中央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时，留下了后患。有很多顾问委员会成员，仍在党委中担任要职，使顾问干政合法化了。比如，十二大后中央调整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中，北京的段君毅、河北的高扬、辽宁的郭峰、河南的刘杰、都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理应退休。他们挂着顾问衔，却当上了地方的第一把手，掌握实权。这怎么能杜绝其他有顾问衔的人干政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应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挂顾问衔的人解职。
第三、在地方各级政权中，某些人已形成了权力网。下面的人都是他提拔起来的，他成了顾问，但仍然说了算。像这样的顾问，应该调离该地区。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各级领导层中，领导干部间的子女通婚十分普遍，形成了一个婚嫁网。张三的女儿嫁给了李四的儿子；李四的女儿又嫁给了赵五的儿子；而张三的儿子又娶了赵五的闺女。这种连锁婚姻网，形成了一个互相交错而又互相包庇的稳固权力层。现在，老头退休没关系，儿子、女婿中总有上来的。由于亲戚关系，老顾问们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打破该连锁婚姻网是不可能的，它已经形成。消除它副作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交叉调动。将老头掉到外省，或将儿女调到外地。但是，这个决心看来是难下的。
无论如何，胡赵接班又向前跨越了一步。胡赵或许看到，搬走了这座小山，在前面挡住路的可能是更大的一座山。在中国，接班的路途何时是平坦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