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董木仙前天下午4时半左右在深圳南山九街梧桐街30号倒地猝死，当时，她的小女儿蒋红敏以及山西籍外来工何波、湖北嘉鱼籍外来工高登峰等人都在现场。据蒋红敏讲述，南山区南头办事处南头城村3名户籍协管员来检查消防安全时，其母亲董木仙正在表哥刘英的小店内上洗手间。其中一名协管员见厕所里面有人，便用脚猛踢厕所门。“我妈妈是从农村来的，没见过世面，从厕所里出来时被吓得面如土色。”蒋红敏告诉记者，临走时，协管员又要求检查董木仙的身份证，董木仙刚刚小声说了一句“没有”，便从凳子上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随后蒋红敏和亲戚朋友一起将董木仙送进南山区人民医院，经检查，董木仙的心跳已经停止。南山医院吴医师表示：“医院只能出具院外死亡证明，董木仙的真正死因最终要由法医来作鉴定。”蒋红敏的表哥袁方振认为，姑妈董木仙来深圳靠捡破烂为生，胆小怕事，虽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检查出来后已经进行过治疗，从来没有发过病，因此，3名协管员的恐吓是造成董木仙猝死的直接原因。
记者昨天下午到南山区南头办事处南头城村治保会办公室采访时，值班小姐说：“3名协管员已经被叫到九街派出所接受调查去了。”南山区公安分局南头城辖区民警张先生告诉记者：“公安机关接到死者
董木仙家属报案后，正在积极展开调查，要了解详细情况，必须经南山区公安分局秘书科批准我们才能接受记者采访。”据了解，南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三分队已经介入此案，对董木仙猝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死者女儿口述现场经过：脚踢厕所门 劈头查证件
“当时我在九街梧桐街30号给表哥刘英照看小店，妈妈在里屋上洗手间。”19岁的蒋红敏告诉记者，这时，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办事处南头城村3名户籍协管员走过来检查消防安全。
“有没有私自代充煤气？”3名协管员见通往里间的房门紧闭，要求蒋红敏把房门打开进行检查。“见里面房间没有煤气罐，一名协管员便用脚猛踢厕所门。”蒋红敏说，“我妈妈急急忙忙打开厕所门。”
“有没有暂住证或边防证？”协管员劈头就问董木仙，董木仙呆呆地站着没有吭声，小女儿蒋红敏抢着回答说：“我妈妈刚来深圳不久，还没有办暂住证。”“有没有来深圳的火车票呢？”“前两天查户口时被治安办收走了。”
见蒋红敏有问必答，3名协管员马上转头去查问外来工何波和高登峰的身份证，其中一名协管员将何波的身份证拿到手里，接着盘问高登峰。高登峰解释说，自己已经办好了报户卡，没有房间钥匙暂时取不出来，3名协管员决定将何、高二人一起带走。
“临走时，其中一名协管员突然又问我妈妈有没有身份证。”蒋红敏又抢过话头帮母亲回答说：“放在房间里了，没有带在身上。”“我知道你（指蒋红敏）嘴巴厉害。”这名协管员显得有些生气地问董
木仙：“我要你（指董木仙）来回答！”董木仙刚刚小声说了一句“没有”，便从小凳上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协管员见状，一边向后退到小店大门外的台阶下，一边叫我赶快掐老太太的人中。”蒋红敏说，“我不知道人中在哪里，就央求协管员帮一下忙。”3名协管员没有理会便离开了小店。
正在小店内睡觉的刘英听到蒋红敏的哭泣声，跑出来一看，姑妈董木仙脸色惨白，鼻腔流血，小便失禁……他急忙拨打120呼叫救护车，电话不通。在围观群众帮助下，大家一起将董木仙抬到马路边，但来来往往的车辆都飞驰而去。情急之下，蒋红敏的舅妈李德安只得跪在马路中间拦车。最后，一位好心司机用面包车将董木仙送到了最近的南山医院抢救。
“由于十分着急，我和亲戚朋友们都没有记住面包车的牌号。”蒋红敏对这位不知姓名的司机充满了感激之情，“从我姑妈昏倒在地到送进南山医院，前后时间相差不到半小时。”
法医称当时接到有关事件汇报是：协管员未到人就死了
根据袁方振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拨通了他曾联系的那位法医的手机。“死者家属不是自称电话有录音吗，你去听听录音就知道我说了什么了。”这位法医没有正面回答是不是曾说过“做材料时给协管员说没有查过那位老太太”，他说：“对这种事(指作法医鉴定)我们一向都很慎重，如果死者家属不信任，完全可以让某某法医回避，何必要找茬呢？”
这位法医进一步告诉记者：“当时我接到有关事件的汇报是，3名协管员在履行正常的户口登记时，还没有走到九街梧桐街30号，老太太就倒地猝死了。”他认为，3名户籍协管员只是在登记户口，没有强制清理“三无人员”，虽然没有民警带队，但也不违反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
法医将死者家属误为公安爆出“口误”：“做材料时就说没有查过”
董木仙的侄子袁方振告诉记者，经南山区医院检查，董木仙已经没有心跳。当天下午5时20分，袁方振拨打110报警，南山公安分局九街派出所两名干警接到报案后马上赶到医院调查，并对蒋红敏、刘英和何波3人作笔录口供。其中一名办案民警事后把一名法医的手机号码告诉给袁方振，要求死者亲属直接同法医联系，鉴定董木仙的死因。
1月3日下午5时37分左右，袁方振用表弟的手机拨通了法医的电话。“没想到，法医还没有问清我的身份，劈头便说了一通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的话。”袁方振告诉记者，“这名法医在电话里说：‘我不是跟你们所里谈了，做材料时给协管员说没有查过那位老太太……’”
听了半天，袁方振才突然回过神来：“一定是这位法医把我当成派出所干警了。”袁方振马上告诉这位法医：“我是死者的家属，我的手机有录音，你刚才所说的每句话我都录下来了。”这位法医一听马上改口对袁方振解释说：“我和你们无冤无仇，马上要到退休年龄了，怎么可能在中间搞鬼呢……”
随后，袁方振将有关情况反映给南山公安分局刑侦队和九街派出所领导，派出所领导马上承诺，是请医院的病理专家还是请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给死者作法医鉴定，由死者董木仙的家属来选择。袁方振和其他亲戚商量后，同意由检察和公安机关的法医共同来作法医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