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不得
在海外居住的人都有使用信用卡的经历。“信用卡”之所以叫“信用”卡，是因为使用者和发行者都讲信用。在西方国家里，信用卡是生活的必需品。几乎每个刚来到西方国家的华人都有申请不到信用卡的感触。因为没有信用卡的生活几乎是寸步难行。到商店买东西，不论是贵是贱，刷刷卡就可以了，也不用携带大量现金。电话订购也一样，通过电话告诉推销者你自己的信用卡号和要买的东西及数量，几天之内你电购的东西就会邮寄到你家来。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网上购物更是离不开信用卡。而这一切的方便都建立在一个最传统的价值上--“信用”。
中国也在东施效颦地推广信用卡。不过中国的“信用卡”不是名符其实的，而更象银行取款卡。在申请卡之前，你必须先存入若干数目的现金，你才能使用相应数目的卡限。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在电话中告诉别人自己的信用卡号然后等邮寄商品送到家的。不信，可以试一试，那么等来的肯定不是你想要得商品，而是用尽了信用卡限的账单。在中国，“信用”是能不讲最好不讲的。万不得已之时，讲讲也不妨。
* 不腐败不成生意
许多台湾商人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结果是受到各级官僚、土匪恶霸的压榨和欺骗。有不少人血本无归。光是手里有钱，加上共产党的一日三变的政策是不行的。没有与中共官僚机构的利益勾结，没有把层层复杂的关节打通，往中国大陆投资是死路一条。台湾人毕竟是中华民族的血统，“官商勾结”、“官官相护”在他们的字典里也有。学会了打点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台湾商人的生意也自然兴旺起来。如果能打通江泽民、李鹏，生意一定是红火得让人妒忌。
西方国家的人到中国大陆就没有这种文化上的方便了。西方的生意大都是讲“言而有信”的，他们的文化中把行贿受贿当成人的最不道德行为。美国的法律甚至对自己国家公司在海外行贿的犯罪也要在美国本土起诉的。在当今的中国，不行贿是办不了任何事情的。西方国家到中国做生意所面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在中国“腐败”，而在自己国家证明自己清廉。要知道，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被认为不诚实，甚至贪污受贿，那么此人的余生就会在耻辱和人们的谴责中度过。
对于中国大陆入世贸组织，人们只谈论中国人民受到的冲击。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也许是“潘多拉的盒子”向世界打开了。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们应该好好考虑给那些打算去中国的商人，特别是已经从中国回来的人上上“思想品德”课，加强这些人头脑中正义、良知的概念，千万不可见利忘义。思想上的共产腐败化是比恐怖主义还要可怕的，因为前者是从内部烂起的。
* 官商一家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是集人类历史丑恶之精华的。这个少数人控权的政治利益集团对人民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无孔不入的地步。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共产党把人民拴住的有效办法。街道委员会是中共成功地发动一部份人控制另一部份人的工具。中共的党支部遍布一切社会机构，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俱乐部、妇女联合会。社会上的一切行为都在中共的操纵和监控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已经完全习惯于这样的控制，他们甚至不知道在没有党的领导下怎么做事。连贪污腐败也得是共产党员带了个头才开发了中国人民的流氓聪明智慧。
在中国的企业中都是有党支部的，无论是国营、私营、中外合资，还是外商独资。外国在中国做生意许多时候不知应该与谁打交道。在自由民主国家里党、政是分开的，政、教也是分开的。在中国，如果你找省长谈事情，谈了半天才发现背后什么政府职能都没有的“党代表”省委书记才是说了算的主。在中方全资的企业中，党书记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的那一半里肯定有中共的党组织。中方代表中行政职务高的人，往往业务比较强，但并不一定是党的支部书记。外国投资者发现和自己工作配手的中方人士在重大决策时老是向比他自己职位底的人汇报、讨主意。这确实让外国商人摸不着头脑。在外方独资的企业中，雇来的中国人很可能拿着外国老板的钱，却定期向中共的主子打着报告。
在西方有一个概念叫“conflict of interests”(利益冲突)。此词应用范围甚广，最常用的场合就是不能兼职可能引发利益相关的职务。比如一个政府的官员不能在公司企业中兼职。在中国这种兼职是“common practice”(普遍实践)。连被人们认为最廉洁的朱eF基之子朱云来也是搅在这官商一家的混水中。朱云来是中金管理委员会成员。《亚洲华尔街日报》曾报导，虽然他是管委会中级别最低的成员，又不主管投资银行业务，但他上任后不久即成为幕后主管，参与很多不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虽然有些职员是自动向他臣服，但他又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似乎亦很享受幕后老板的地位。”中金的管理作风，令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大为头痛，因此把所有借调员工撤走，成立自己的中国部。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了。中国要学习很多世贸的规矩，并不一定要坚决执行，目的是怎么在这些规矩中钻空子。而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可得要好好了解中国共产党给这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腐造的文化。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几千年来国人积累的“看上头意志办”的奴气杂交出了当今的中共文化，这文化中陶冶出的“聪明才智”绝对不会象洋人那样傻乎乎地“照章办事”。西方人无论怎么学都学不会具有社会主义初级发达水准的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
* 造假是中共繁荣的基础
人们都以为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在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在高速起飞，其实这都是统计数字造假的结果。一位台湾旅美商人打算到上海投资，在投资研究过程中发现中方公司帐务上有疑点。于是至涵中方要求看看年度财务报告。等财务报告到手后，发现于先前手中的资料出入太大。于是再次直涵中方，要求寄一份详细财务报告来。等到新的报告寄到后，竟然发现与前一次的财务报告又完全不一样。这位商人得出的结论是中方的财务数据都是造假。
2001年10月朱eF基在考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指出，现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少会计师造假账，作假财务报告，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秩序的毒瘤。 在他发表这番直言不讳的讲话之前，一系列的会计丑闻影响了许多中国股市中的上市公司。 有家公司为了上市竟然勾结会计师伪造了八千万美元的出口额。
美国肯塔基大学摩根生物学院副教授严宏洋在<<中国，一个善于伪造数据的国家>>中呼吁道：“我个人的建议是，想要到中国发财的人，该想想的是你们手头上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料，有几成是经过中国官方刻意“灌水”过的“一片大好景象”？若是傻乎乎地一头栽进中国，到头来可能是血本无归。”
另一个让西方国家头痛的问题就是假货和盗版软件、书籍。中国的假货遍地都是，甚至有假货的假货。中国生产的“阿迪达斯”、“耐克”等西方著名品牌在俄罗斯曾是人们争先购买的抢手货。但当俄罗斯人发现中国货是多么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后，“中国制造”成了笑话。假货不仅使正经厂商无钱可赚，而且商品的名气也受到严重损害。盗版软件和书籍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如果到中国的公司调查一下，有几个是使用着购买了版权的软件呢？中国大陆的盗版软件和中国的贪官污吏一样多。
造假其实是受到中共支持的。中共上台和维持统治的看家宝之一就是撒谎。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了的。中共在中国半个世纪的统治造就了假、大、空的文化。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毒药水中泡了几十年，哪里还有讲真话的骨气？中共的官吏为了使自己仕途飞黄腾达，每一层都在编造“繁荣昌盛”的假象。中共高层为了保持经济在持续发展的幻象，让国家统计局编造数据，向世界人民谎称7%的经济增长率，目的是为了欺骗海外投资者。用外来的资金给这个处在崩溃边缘的病入膏肓的身体打强心针。
从道德文化传统来讲，撒谎对西方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有人被称为“撒谎的人”，那就是最大的人格侮辱。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会发现，“诚实”在中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生存、发展的阻碍。他们将面对的中国人都是以说谎、做假为家常便饭的人。他们内心也将面对传统道德中的良知和利益掩盖下的谎言的较量。
西方人都想在中国赚钱，但他们为了中国吹出来的“繁荣”和画出来的“巨大市场”愿意彻底放弃自己的道德传统和文化原则吗？自由世界的人民也愿意学习中国的文化(而非中共的文化)，但他们会向中共叩头吗？壹佰多年前洋人初到中国时，都拒绝行下跪礼。今天，他们会去亲吻江泽民的皮鞋吗？问题也出在这里。如果西方人拒绝按中共腐败方式办事，而要强迫中国接受世界各国的文明方式。中国共产党就会重导晚清慈禧太后的复辄。
结束语：中共决定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是为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维护自己统治的背水一战，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但是，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挽救不了中共。道德文化上的冲突是最明显的。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仅仅是表现。加入世贸组织必然会加速中共的垮台，但世贸组织只是个催化剂。而被中共彻底摧毁的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人心民意才是中共垮台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