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三十六岁的陈素芳死于当地村民所说的“怪病”，她的丈夫区世泉(音译)说，“这都和卖血有关系。我能怨谁？我首先只能怨自己卖血。”
《华尔街日报》十九日说，区世泉的家庭悲剧是对中国当局的严重警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河南省某些存在爱滋病毒感染率很高的村子时候，生活在二百五十英里之外陕西省罗峪沟的村民原来以为他们与爱滋病无关。 该报记者通过同罗峪沟村民谈话得知当地已经有多年的卖血历史，历年来有几百人卖血。罗峪沟爱滋病的爆发证明河南省的爱滋病危机已经扩大到中国其它地方。
根据卫生专家的看法，那些采血站使用不卫生的方法造成了爱滋病大流行：他们把村民的献血集中起来，使用离心方法分裂血浆，然后将剩余部份重新注射给献血者，认为这样对他们的身体有益。由于中国农民不顾一切补充微薄的收入，他们在出了问题的时候又最不愿意抱怨，中国面临的爱滋病流行程度无法确定，因为多数问题都发生在偏远地区，但涉及人数很多。
Radcliffe学院生殖问题专家考夫曼（Joan Kaufman）说，中国面临的不是全面流行，但有很多小规模流行。考夫曼估计中国包括陕西在内的六个省都同河南省一样存在卖血问题。中国和国际爱滋病专家估计大约一百万人已经感染爱滋病毒。
北京官员开始承认爱滋病的威胁，上个月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爱滋病会议，并在国家电视台上播放关于爱滋病的节目。但在陕西这样的省份，地方政府继续压制隐瞒真实情况，拒绝给予病人所需要的治疗和教育。那种“怪病”在罗峪沟已经非常普遍，临近的村民都可以指出那家有病人。但在商洛县城，官员否认，称那些说法是夸张和谣言。 商洛显卫生局一名姓韩的官员说，“疾病流行情况必须由政府宣布。”他说因为卖血得病的报导“纯属道听途说”。
正像中国农村其它地方一样，罗峪沟的村民都在耕种自己的小片谷子和玉米地，但也在关注其它可能改善生活的机会。那种机会在一九九五年出现了：一名陌生人说距离当地两天汽车路程的邻省山西稷山县有工作机会。区世泉和二十多名当地人每人支付相当于十二美元的公共汽车票费，他的妻子随后也去了那里。
区世泉说，他们到了一个封闭的大院里面，门口的牌子是“稷山县血站”。他和其他人回顾说，当时那些村民被告知他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卖血。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被抽血，所有被抽血者都被相互使用同样的针管和针头，他们被抽每袋血得到十二美元。
四十五岁的区世泉说，“我在那里两个月，被抽血五十多次。”区到目前为止美元出现疾病症状。他说知道自己被欺骗了，但没有办法。“我们已经付了车票。如果我们不出血，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家。”
由于那种采血和回注方式，只要一个人有病毒就可以传染给许多人。由于爱滋病毒可以潜伏长达十年以上，一波又一波的村民虽然知道去了被抽血，但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都被感染上病毒。
但从去年开始，爱滋病开始出现。商洛县的卫生官员□集了一些卖血村民的血样，部份村民被告知爱滋病毒阳性，并给一些治疗头痛和感冒的药。有些村民则什么都没有被告诉。商洛县卫生局还没有发表任何统计数字。卫生局长说，有些村子发现爱滋病，但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病人，并且说他无权发表那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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