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源于当时的城郊乡。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领导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个个乡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在监利，让农民下跪是经常的事，监利县有位干部曾经有段“精彩”的讲话：“有很多农民来告状，说干部让他们下了跪，我说，你们父母亲要你们下跪为什么不来告状？‘巫婆’让你们下跪你们怎么就乖乖的下跪，为什么共产党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
在监利，给共产党下跪的农民数以万计。十多年来，监利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每年都有数百起农民和干部暴力对抗事件。农民作为一个弱者，面对干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选择死来抗争，或无力抗争就整死了。
二、县委书记荣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间接原因。
李昌平于3月8日给中央领导写信后，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央领导于3月22日作出批示，于3月底4月初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其间，监利县委书记扬道州于4月中旬荣升荆州市副市长，6月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扬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监利县委书记岗位－－“擦屁股”。但仅二个月后，杨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且主管农村、农业、农民负担工作，而李昌平却背井离乡下海打工去了。这让农民既伤心又绝望。
三、债务危机是经济原因。
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约10亿元，其中村级约5.5亿元，乡区级约3亿元，县级约1.5个亿。并且大量的债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于高利贷。有的是自己的钱，有的是朋友的钱，监利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才1.5亿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已经手的债务，财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组空数据。棋盘乡1999年中稻晚入库时，农民实际交粮款800多万元，财政只入库45万元，收起来的钱乡村干部截留还了自已经手的高利贷的利息。
县里领导，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以为农民真的抗粮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产党作对的坏分子。出于财政的压力，对于乡村干部乱罚款、乱加息、乱关人、乱打人的做法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已收高利贷的勾当。监利的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象“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是农民负担逐年加重，监利县1997－1999三年农民负担都在3.6亿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负担只有一半，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干部特权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减轻农民负担，但面对群众日益对立的情绪和中央三令五申，县乡政府主要官员又不敢“以身试法”。于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体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两个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村，“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责任，县乡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又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经济利益，又扩大了自已的势力范围，这是地方流氓势力求之不得的。如果这种“黑政”任其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死于非命，会使农村社会变得非常黑暗。
五、农民的贫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会原因。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再加上农民非农业领域就业空间越来越窄，在非农领域获取报酬呈下降趋势，所以农民越来越贫困了。
在监利，一个农户种15亩地的收入不超过800元，这是田种得很好的农户，一般的农户种田没有利润，有的还亏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而农民的负担却居高不下，每亩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费也很高，小学生每年收费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农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医生，甚至用不起电，贫困使很多农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她）们每天要工作12－15小时，还经常遭到工头的打骂和欺诈，打工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酸楚的。
在农民贫困化情况下，贫民渴望能得到社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间的温暖。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粗暴的作风，动不动就对贫困的老百姓关、打、罚款、罚跪，贫困的农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遭遇过非人待遇的贫困农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往往产生厌世心里，选择死来对抗“黑政”。
记者在这里所说的是监利，但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中原地带的农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呢？农民的活路究竟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