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惧”与“敬畏”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来之于外部的刺激，后者发之于内心的反省；前者有特定的对象，后者由于信仰有别，各有不同的理由。外部自然界高大迅疾的事物、不可抗拒的力量、未知的世界、社会上种种压迫人的势力、生活中的困难都可能成为畏惧的对象，但是它却不能成为敬畏的根源。懂得反省的人们才会有敬畏之情，“敬畏”的本质是人类对自己有限性的清醒的认知，只有心存敬畏，人类才能逐步实现对无限世界的追求。孔孟等儒家的创始者们的忧患意识即与此有关。这种敬畏促成了他们的敬德修业，不断提升自己，增加对社会的责任感、培养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了敬畏才会有自尊、自爱，才会有所守、有所不为。在现代社会，懂得有所守、有所畏的人们是有责任心的公民，他们在困难面前也会表现出勇气，所谓“知耻（行有所止）近乎勇”，就是这个意思。而“无所畏惧”不在一定操守的支持下就会变成无所不为，甚至接近残忍。正如《红楼梦》中王凤姐一样，她曾向托她破坏年轻人婚姻的尼姑说，她“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这个颇有点“无所畏惧”气概的女强人，不动声色地贪了三千两银子，破坏了一桩美满的婚姻、害死了两个年轻人。
柏杨在他的自传中也写过一个故事。1948年辽沈战役后，沈阳解放。当时解放军的政策是许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关中，而且还发通行证。柏杨也打算回北京，便到火车站买票。火车站的情景令他大吃一惊。平常喧声鼎沸的车站，现在居然鸦雀无声：“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第一流国民”，成为懂得遵守纪律、自尊自爱的人。对此，柏杨评论说“这是恐怖下的产物，中国人没有管束自己的能力”。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怕，那是因为对手的弱小，没有能力阻碍他们为非作歹；一旦出现了强大外力，马上呈现出另外一种姿态。这个故事能让我们想起很多事。不能“管束自己”，这不是童年的特征吗？一个民族只有学会了“管束自己”才是真正的成熟，这与人们的敬畏心是分不开的。
人有了敬畏心就会减少虚骄之气、浮躁之气，杜绝狂妄之气，昏暴之气，不仅能少犯错误，也是人们事业取得成功的初步保障。
(大洋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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