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香港不同阶层的人纷纷走上街头示威，对政府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当时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形容这是社会上存在消耗香港的“戾气”。而去年正值香港全年经济增长自1987年以来最高的一次。但整个经济不均匀的增长却让中下阶层频频发出香港经济何曾复苏的疑问。知识界则因为发生香港大学的“钟庭耀事件”，对香港的政治文化发展惊恐不已。之后，整个社会慢慢演变出所谓挺董和倒董的两大阵营。
港人不能再指望政府
今年，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并没有恢复，骂声没有停止，然而我们却看到一种不同气氛。外在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劣的形势中，与其等政府做，香港人为外人称道的所谓“企业家精神”似乎重现了。社会上除了谩骂，多了一份谋求建设的努力，大家开始寻找出路。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大学校友形容香港人已经不能够指望政府，而是到了自我“救亡”的阶段。
《明报》在董建华宣布施政报告前后，访问了不同领域的人物谈“香港怎么办？”，并且主办了以此为题的研讨会，期望集思广益，共同探讨香港应该何去何从。
香港电台最近更发起所谓的“全港自强运动”，以一系列的节目，包括《香港领袖之逆境自强》，借一些人物的个人经验，鼓励香港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自强不息。
影响重大的媒体态度积极，而政党也意识到如果继续互相角力，它们的民望只会越来越低，而且被市民看作导致社会“戾气”的来源之一，不能真正帮忙解决香港的问题。因此，近月来，原来在立法会中被冠以所谓“亲中派”、“民主派”等八个政见不同的政党，在一些民生课题上进行合作，联合向政府施压。比如在董建华的施政报告前，向政府提出一些“纾解民困”的措施，最近则携手合作要求政府在一些公用事务上减价。
港大校友脑力震荡振兴香港
负资产人士最近也组成一个“大联盟”，通过收集负资产者的资料，向银行争取较优惠的贷款利率，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较为特别的是今年七八月，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也以民间团体的方式，自发性开会为香港的长短期策略提出建议。这个称为“振兴香港计划”（Project Hong Kong）的计划，由同学会当中一群超过拥有至少15年工作经验，在自己服务的机构中担任管理职位的港大校友参与。
这个计划的总监蔡秀煜告诉本报，面对目前失业率往上升的情况，同学会的成员不赞成他们的校友、现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说，政府短期内没有什么可做的。因此他们从8月初起开了多次会议，进行脑力震荡，在对现状不满意时，设法为香港找出路。
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的成员，过去在校时都曾积极参与学生活动的校友为主，即使在70年代的殖民地时期，他们一些成员也不忌讳与中国有联系。蔡秀煜强调，他们“背后没有一班什么人”，不是利益集团，也不是压力团体，现在参与这项工程，没有政党背景，也没有政治野心，而是出于对香港发展的关心。
1972年毕业，蔡秀煜目前是个会计师，也是管理咨询人员。他从8月开始参与计划至今，估计每个星期花两天的时间在这个工程上。
他说：“我们在香港生长，基本上不是很多移民，在香港面对大起伏时几乎都留在香港。我们跟香港认同，也关心香港的未来。想为香港做点事，是天经地义的。”
虽然参与这个计划的大约60位校友目前都是社会不同专业领域的精英，其中也不乏高级公务员，但是蔡秀煜说，大家的共识是把个人原有的身分放在一边，纯粹以香港利益为考量。在做完了香港短期措施的建议书后，他们又分组讨论香港的经济、政治和环境课题，目前已经进入草拟报告书的阶段，估计本月底就要完成，然后提交给政府，并且向媒体公开，希望引起公众的讨论。
港府渐失公众支持
对于目前社会上出现像“振兴香港计划”、负资产大联盟这样的非正式组织，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教授指出，香港的政治空间允许民间推动这样的“自救运动”，而这批人代表了中产阶级对政府管治的状态存在忧虑和不满的恐惧。中产阶级本来支持民主党，但现在他们也感觉政党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因此采取自发性的行动，不再希望通过政党，而是由自己直接向政府提出要求。
从另一方面来看，香港人似乎自动自发，设法自己解决问题。但刘教授认为，这正是因为香港政府现在出现管治危机，政治阶层渐渐失去公众的支持，政府无法扭转民望下跌的趋势。如果香港政府再不做什么，局面恐怕会进一步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