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祝福他得偿所愿，却又感到一丝悲凉，我不经意地问他：“记得我们以前说过，如果发达了，会去农村资助一所小学，办一个基金。”他笑了笑，有点无奈地答道：“等有了钱再说吧。”
我无意去提醒他一所小学和一个基金不过是他目前一个月的工资，正如我也极力回避着自己的道德水准。 直上青云的云梯并不太多，挤撞冲顶推的竞争下，如何又能强求他频频下顾呢？
然而，更为无奈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富翁们又有多少是自己冒着臭汗和拳脚爬上去的呢？在北京，有多少人是依靠自己劳动和资金的积累一步步发达的呢？我们唯一可以大胆猜测的是，北京高干多，大官多，于是他们的有钱亲戚就多，和他们关联的企业项目资产运作也就更多。有一份政府官方的调查资料“中国人的富裕轨迹”中对致富作出了几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解释。
解释一：在80年代末期利用国家经济的双轨制，倒卖钢材木材等工业资料赚取高额原始利润。
解释二：在90年代初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的首先是上市公司成员极其相关行业如券商，律师和会计等，主要原因在于其容易取得企业的原始股份。其次为上市资格的审批者。再其次才是股市上的风云人物，如杨百万等。
解释三：“拥有资源者在权力寻租过程中形成了富裕。极而言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腐败”。
看了这样的解释，我们隐约能感到北京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首富了，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政府性的中国富裕家庭调查中，北京的入户调查拒绝率位居全国首位。或许我们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具体一些。从官方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北京富人的资产构成中房产比例占六成以上，这固然是北京房价居高不下所致，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市场行为的消费呢？连“新闻周刊”中那位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作者也只估计为“购买的房产不足10%”。而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京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限价4000元人民币，并限定中低收入者购买。然而实际情况是，购买者是变换了身份的富人阶层，这一政策没有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任何市场机遇，只是使北京富人们又一次抓住了国家折价提供的致富机会。
比北京富户均资产236万更骇人的是一位经济学家的断言：十年后中国将出现2000万个百万富翁。我能够理解他充满乐观情绪的理由，因为他似乎看到了入关后中国中小企业的美好未来。然而我看到的现实却是，在中小企业的发展风暴背后，是无数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面临被出售和改制的尴尬，而在这风平浪静的私有化运动中，无数的厂长和直属行政领导们有了自己的厂房和股份，同时也拥有了百万，千万富翁的身份证。以中国的国有资产总额，如喷井般地创造百万富翁岂是什么难事？
两年前，我独身去四川云南旅游，在去中甸的路上车辆熄火修理，那时我看到路边山上不远处几个少数民族的小孩，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我旁边一位同路的自治州干部告诉我，他们是住在山里的贫困户，他经常下去发救济粮，进屋一看，一家人象是坐以待毙，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问他估计能有多少财产，他想了想说：大概就一百块吧。
20年改革了，难想再有10年，我们有了两千万个百万富翁，两百万个千万富翁时，那些山里的人会有怎样的改变。诚然，如果他们都甘于老老实实地坐以待毙，那个富翁辈出香车美人的黄金时代并非虚妄，甚至那些暴富们通过“助贫”和“教育基金”之类的洗钱行为还会披上道义的外衣。但中国会有这样的未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