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来看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的案子：姜因揭露辽宁省长、太子党代表人物薄熙来的腐败丑闻，而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的（日前又有报道，姜已经被“内定”判决有期徒刑九年）。姜维平的作为，用专制政体下宣传工作者的职责去衡量，他的确逾越了权限，而且是“犯上”、是“家丑外扬”，问题是他不甘心仅仅只是作中共当权者的工具与喉舌，而是不知不觉地行使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功能－－揭露事实真相，帮助人民行使知情权。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关头，在新闻界服务的姜维平，将自己的角色从党的宣传工作者转型为新闻记者，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抉择。自从开放改革以来，中国新闻界已经涌现出胡绩伟（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原则）、姜维平等一批老老少少的新闻工作者。
薄熙来及其中共专政机器对姜维平的严厉处置，则反映出中共统治机器的专制集权惯性还很强大，现任中共第一把手江泽民又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靠封杀《世界经济导报》起家的，而且他又有压制新闻记者的“癖好”－－吴士琛夫妇、白伟基夫妇和高渝等一众新闻记者都是在他的关照下入狱判刑；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前些天外长唐家璇在APEC上已经照葫芦画瓢－－训斥起台湾记者来了，现在薄熙来假公济私判一个姜维平，不仅是借“宁左勿右”的机制力争在16大更上一层楼，或许他内心深处还想沿着今上走过的路（封杀《世界经济导报》），打着取第四代核心而代之的如意算盘。在这里，江泽民、唐家璇、薄熙来这些政治人物对待新闻记者的手法，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方向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尽管他们摄取或维护了自己的权力，但已经或者终将被社会舆论、被正义良知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克林顿遭到新闻媒体监督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已经家喻户晓。尽管江泽民象四人帮覆灭前那样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老百姓却不再甘心被愚弄，已经开始有独立的选择；尽管薄熙来可以把姜维平媾陷入狱并可能判以重刑，但却造就了中国追求新闻自由的英雄－－前些时候，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向姜维平颁发了"2001国际新闻自由奖"，相反薄熙来的作为使自己的腐败丑闻反而传播得更广泛了。
在薄熙来和姜维平之间，未来中国应该会作出抉择：到底是选择薄熙来这样的政治人物延续传统政治的惯性，还是选择姜维平加强和完善社会舆论的监督功能，促进中国顺应历史潮流最终完成转型？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治家，都可以在薄熙来和姜维平之间的关系中得到教训，不管是爱惜羽毛不想背负“骂名”，还是借助现代传媒塑造自己的公关形象，平等对待新闻记者、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是不可或缺的职业修养。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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