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包括:推出一个总值约150亿港元的援助配套,创造三万个就业机会、扣减市民缴费、拨款让市民进行培训,等等,以解决目前市民面对的一些燃眉之急;金融管理局同时宣布放宽条例,允许银行提高原来的70%房屋贷款顶限,以帮助负资产人士;进一步推动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提出未来高官问责制,以合约制聘请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和部分局长,让在这一“问责制”下聘请的主要官员,也参与制定政府整体政策和决定政策推行的缓急次序;同国家旅游局谈妥,由2001年起取消内地游客的“香港游”配额制,同内地公安局谈妥,延长到香港的内地商务签证有效期,以刺激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同时,北京方面同意香港拓展法律服务的市场,让内地企业能够多利用香港谈判和签订涉外合同,必要时选用香港法院和仲裁机构解决合同纠纷。为此,扩大香港的法律服务业。
报告刚出笼时,香港新闻媒体给予了一定好评,认为董氏的这一份施政报告,比前几年的几份来得实际。然而,民间的主流反映,却是负面的和否定的。关于150亿港元的援助配套,市民认为太吝啬太小气,并与新加坡的类似计划相比较,数额仅仅是后者的四分之一,微不足道。负资产一族,则完全绝望,认为“一粒小糖”,救不了房市,一位拥有负资产的女性,就当即在电台问答节目上,告诉董建华:“你说减差饷,你给我一粒糖吃,救不到我的命。”之后,跳楼自尽,轰动香港。关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合作,特区政府已经侈谈了多年,并未见到任何实质性的推进,如今重复一遍,已激不起人们的兴趣。至于高官问责制,人们首先要问:何不谈特首问责制?回归后,香港社会经济被弄得一团糟,特首为何不引咎辞职,反而要连任?其次,没有提出高官问责制的落实细则,仅仅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内地放宽“香港游”,或同意香港向内地拓展法律市场,都属于隔靴搔痒的外因,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总之,董建华的这份施政报告,尽管面面俱到,却是肤浅粗糙,面对困难重重的香港经济,实乃杯水车薪,不关痛痒。处处显得江郎才尽,黔驴技穷。鉴于回归伊始,董建华曾在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每年建八万五居屋,以帮助低收入的民众,这一计划竟在董氏没有做任何交代的情况下不了了之;另一项关于“到2007年让七成港人自置居所”的承诺,也在董氏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实际上,作为回归后的第一任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个人的信誉信用已经破产,其施政报告,纵然是天花乱坠,也没有多少香港人再盲目相信,甚至连听取的兴趣都没有了。民意调查显示:52%的香港市民对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不满意;51%的香港市民反对董建华连任。但是,董建华却在有关质询会上以“我会坚定不移地为香港做事”一语,强烈暗示,明年他将继续连任。
香港民主倒退,莫过于此。一个早已失去民众信赖和支持的领导人,却可以无视民意的存在,无视民间的反对,径直连任下去,仅仅因为一个外部的北京中南海政府可以说了算。这一现象,也是对所谓“一国两制”的反讽与否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连近在门口的香港,都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一国两制”,那么,又如何能令隔海相望的台湾,信服这种半真半假的“一国两制”呢?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断言:如果台湾不能统一,首罪即在北京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