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C的管理模式令摩根士坦利头痛不已，不得已，摩根士坦利逐渐与CICC疏远，他们拒绝为CICC指派首席执行官，也不再向CICC的管理委员会派出代表。摩根士坦利目前在中国甩开CICC，独立开展其业务。这样的结局恐怕是朱云来当初没有料到的。朱云来1998年加入CICC，当初双方都怀着远大的目标，把CICC打造成世界一流银行。朱的一位朋友说，他之所以远离闪光灯，是因为他希望让人知道，CICC并不以他为中心。
不过，CICC的执行官们说，朱云来是总理的儿子，他呆在公司里本身就加剧了公司的管理混乱。当CICC最后一位首席执行官、拥有20多年专业经验的Elaine La Roche六月离开公司时，朱云来事实上成为公司说一不二的强人。其实，朱仅仅是六名营运官之一，而且是管理委员会中资格最浅的年龄最小的一位，但朱在公司所发挥的作用与其职位极不相称，因而破坏了公司的管理结构，削弱了公司内部管理控制。
文章引用了最新的例子称，朱并不是投资银行部经理，但在他的授意下，CICC部分职员今年初瞒着其它高级执行官，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了投资控股公司。根据一份CICC的内部报告说，此举违犯了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该报告也指出，CICC并没有通知香港证监会，就这样，一家离岸公司通过一家CICC在香港的分部而设立登场了。
CICC后来雇用会计公司Arthur Andersen进行调查，但调查结果从未对外公布。
观察家认为，朱云来是总理的儿子，这就是问题之一。
其实在他加入CICC以前，华尔街唯利润所求的哲学就与共产主义类管理文化发生过冲突。CICC大多数雇员是来自中国建设银行的官员，中国建设银行拥有CICC42.5%的股份。这家银行是中国的四大国营银行之一，但经营很差，坏账多于好账，几乎没有信用标准，政治任命主宰管理阶层。早在1997年，摩根士坦利战略分析师Barton Biggs预测亚洲股市即将下跌，时惹恼了建行的领导，建行在北京授意下，进场抬高香港红筹股，并甩开摩根士坦利，为中国电信香港公司上市承销了42亿美元。
于是投资银行公司处于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需要政治联系，因为大多数承销合同由政府发包，另一方面，像朱这样拥有关系但缺乏专业经验的人可能主宰CICC的商业运作。
新浪首席营运官茅道林说：“他是个特殊人物，所有的事都向他倾斜。”茅以前是风险资本家，他认为。CICC如果要转向专业化，像朱这样的太子党必须成为他们组织的一部分。
朱拒绝接受采访，自从六月起他一直在北京一家军队医院接受治疗，不过他对CICC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据探望他的CICC职员们称，朱云来一手夹着雪笳，一手接受静脉注射，一边继续指导CCIC业务。
文章称，朱云来1994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大气物理科学博士学位，后来他转向商业，获得芝加哥DePaul大选会计硕士学位，并在芝加哥Andersen担任会计，1996年到1998年他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是一名低级投资银行雇员。
1998年朱返回亚洲，在CICC香港办公室工作。CICC雇员称，当时中央98年朱返回亚洲，在CICC香港办公室工作。CICC雇员称，当时中央新出台非正式规定，禁止高干子女为外国公司工作。当时建行行长王歧山就把朱派到香港。
不久CICC就见识到朱的个人风格，比如，他喜欢连篇累椟的研究报告。去年，CICC向一家拥有70家子公司的中国国营企业提供咨询，朱提交了00 页的报告。他的同事形容朱“觉得必须提供一切细节”，该同事称：“那太不切合实际了。”
同事们也发现，朱并不总是回复电子邮件或回答备忘录，下属或同事们要求与他见面时，他大多安排在很晚的时候，并远离办公室。他们猜测，朱大概不愿在办公时间被发现发号施令。
报告称，目前仍不知朱为何已经假定他可以指导其职位范围以外的工作，尽管一些CICC职员似乎自愿地受其万有引力吸引，但朱给许多职员的感觉是幕后老板，比如朱至少向两位同事表示过，下一任首席执行官不可为强人，否则将打乱目前的管理安排。
朱的低调工作习惯也反应在他的外表上。CICC同事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朱则刁着雪笳，穿着便服，像一位退休人员。朱在北京和香港的办公室都不约而同地拒绝透露其主人的任何私人信息。
文章提到，一些外部观察家认为，朱云来非常厌恶利用父亲的影响做生意。高盛公司执行官Fred Hu与他们父子相识，他说：“如果CICC得到生意，那是因为公司的实力使然，而不是由于他的影响。”
不过有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如今年中国石油公司上市前，小朱竭力向老朱游说，如果国家管制油价，公司不可能上市，最终说服了父亲。这对于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是极其关键的一步。一位建行的高级职员说：“如果不是他的个人关系，非常难说服政府放弃管制。”
联通股票(CHU)21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图为联通总裁王建周(音译，Wang Jianzhou，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格拉索(左四)及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右四)当天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路透社照片)
从商业角度来看，CICC做得不错。除了帮助中国电信 (目前改名中国移动)香港公司上市后，CICC也帮助中国联通上市，这两笔承销费达2.61亿美元，CICC从中取得不小的份额。预计今年CICC营业额达到创记录的2亿美元，公司官员称，公司利润并不对外公开，但可能超过1亿美元。投资者摩根士坦利和建行都对公司营运表示满意，如果CICC上市的话，他们预计获利更丰。
不过，分析家表示，以承销费判断CICC恰如缘木求渔。因为中国规定，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必须由中国投资银行做承销商，尽管CICC有摩根士坦利股份，在政府眼里，CICC是中国的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上市，CICC无论如何运作，都不愁没有生意，况且CICC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有国际经验的投资银行。
建行的一位执行官承认：“这是垄断，根本就没有竞争。”他认为，判断CICC营运能力的标准是其内部系统。
文章认为，CICC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一块。公司过去和目前的雇员都承认，CICC越来越像一家国有企业，没有控制，信用很差，极少解雇不称职的员工，风险管理、证券交易实践一塌糊涂。一位前雇员说：“他们没有金融成本的概念，使用公司资本，就好像不是自己的钱。”
因此，当CICC两位执行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公司时，其它执行官还被蒙在鼓里。CICC法律部一份注明7月25日的内部文件提出了疑问，这家3月17日注册的Benetto投资有限公司(BIL)选择CICC香港分部所在地作为其营运地址，其中两位董事武尚志(音译Wu Shangzhi)和刘小平(音译Liu XiaoPing)是CICC的执行官。
该内部文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BIL是一家私人拥有的公司，为什么使CICC香港地址？BIL在CICC香港办公室干什么？董事会和高级管理阶层知道并通过BIL吗？”
该备忘录注意到，CICC应该在任何新的子公司组成后的七天之内通知香港证管委。文件警告说，如果延迟通知子公司成立的话，CICC可能面临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纪律行动，甚至被取消营业执照。
前建行长期执行官、CICC首席财务官黄小成(音译Huang Xiaocheng)说，“问题不大”，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不久就会批准Benetto的成立，他拒绝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证券管理委员会也拒绝对此做出评价。
CICC授权进行调查的Arthur Andersen公司也没有公开其调查结果，黄表示他并不清楚调查的结果，CICC也没有对其雇员及Benetto董事武尚志、刘小平采取任何行动。
CICC混乱的管理结构导致与摩根士坦利集团紧张的关系，在朱到来之前，CICC已经更换了几任首席执行官，最后一位La Roche女士今年六月离开公司，她是公司五年来去职的第四位、也是第一位与朱广泛打交道的首席执行官。公司发言人称，她离开公司，以便与在美国的孩子们多呆一段时间。La Roche女士拒绝对此做出评价。她的助手道出真正的原因：朱的崛起和公司薄弱的行政控制使她寒心。
此外，CICC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峡工程，并帮助三峡建设公司出售企业债券，这也使摩根士坦利公司不快。三峡工程因大量的移民外迁、破坏生态环境引起很大争议，去年，有一些股东指责摩根士坦利公司间接为三峡公司融资，摩根士坦利总裁和首席执行官John Mack争辩说，摩根不过在ICC公司融资，摩根士坦利总裁和首席执行官John Mack争辩说，摩根在CICC有七名员工，并暗示这些人可有可无，也有可能不久撤出。(摩根士坦利公司后来发表声明，收回他的讲话。)
摩根士坦利公司的高级职员说，一旦中方列出他们的担□，摩根就疏离CICC，不过目前看不出何时摊牌。同时，摩根士坦利发言人表示，公司不会任命一位美方首席执行官取代LaRoche女士的职务。
尽管朱拥有幕后权力，他不会走向前台，他一直在寻找一位资历不凡的中国人担任首席执行官。
在公开场合，摩根士坦利和建行都一致认为，CICC的管理达到了世界水准，公司已经准备接纳一位独立于美方伙伴的首席执行官。
文章最后写到，“摩根士坦利不可能控制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一位公司高级执行官叹气道：“这就是中国。”
